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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国金融改革

2015-04-14《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04月08日第16版易纲

很高兴参加第一期“CF40·孙治方怡悦读会”,我是北京大学77级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有幸听了几次孙冶方先生的课。孙冶方先生是1983年去世的,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工作以后依然积极到北京大学讲课,让当时的年轻人受益匪浅。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坚持价值论,坚持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的作用。他提出,“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这是当时我听孙冶方先生讲课的主要收获。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比较保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观点让人非常震撼。他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真理、敢说实话、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经济学人学习。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内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在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含义已经完全不同。1978年,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在中国整体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据了99%以上的比例。当时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企业负责人、各单位负责人不要再开展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建设、投资、生产、流通。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国有经济占比与1978年相比已经小了很多,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但是很多政府官员,对于1978年和改革开放30年后不同状态下的政府职能的定位依然不清楚。未来,这些地方政府会逐步认识到应该转变观念,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社会治安、学校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

寻求效率与公平兼得

关于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由于自身的工作经历,在这本书中我体现出的更多的想法是如何注重效率。但是我也要向大家报告一下我是如何考虑公平问题的。

比如环境问题,涉及到如何执法,如何把环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2002年时,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应该把就业、环境、银行不良资产率和GDP增长率做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GDP增长率只放在第四位,第一位是就业,第二位是环境,第三位是当地银行不良贷款,因为如果有些地方的金融环境不佳,银行不敢批贷款,就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个综合指标反映了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与地方政府的责任,环境问题靠企业和个人无法解决。

创新的五个层次

提到创新,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产品创新,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等产品。我们总说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足,周围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外国人创造的。最近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很快,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也有一些自己的创新,但主要也是在讨论产品创新。我认为,产品创新只是创新最表面的现象,是最浅的一个层次。

在考虑产品创新能力时,应该更加关注创新的第二个层次——组织创新,即公司、企业、市场创新。为什么PE这个概念是由外国人提出的?私募如何选择值得投资的企业?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美国能出现雅虎、微软等巨型互联网企业,中国能出现阿里巴巴、腾讯等大的互联网企业?相比之下,为什么欧洲和日本反而没有特别出色的巨无霸式的互联网企业?不难发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很多是由美国的PE或互联网企业进行初始投资的。现在我们常抱怨为什么新浪、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无霸企业不在中国上市。如果仔细考察其成长路径,观察最初的投资者、成长过程,就会发现他们到国外上市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投资者一开始就把这家企业如何成长、VC/PE投资人如何退出、在哪个市场上市都进行了规划。所以,当你思考这些企业是如何出现、如何成功时,就会发现比产品创新更高级的是组织创新,即公司、企业和市场,这些组织以什么方式竞争,以什么方式创造。

创新的第三个层次是规则、概念、制度的创新,第四个层次是人的创新。创新者必须要有独立的人格,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还必须有平常心,不能那么焦躁或者短视,必须要宁静下来。为什么真正能创造的人是宁静的、是着眼长远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是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这样他才能持续创造。这正是创新的第五个层次——法律层次上的创新。

产权界定、宏观经济波动与市场效率

在中国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先秦时代有这么一句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德斯鸠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一点上其实东方和西方的文明是有交汇点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产权非常重要。

在这本书中,我从产权缺失角度讲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分析了几个问题,包括经济波动的原因,部分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产权不清晰的原因,以及产权不清晰为什么会导致经济过热,治理经济过热为什么会产生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之后为何又再膨胀。我提出了一个“通货膨胀-紧缩-膨胀”的三期分析模型,无论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需要界定产权。

我在1988年写了一篇文章《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主要就是讨论为什么市场经济一定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为什么产权是交换的前提,为什么有恒产才有恒心。此外,无法界定公共意识和私人空间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由于产权不清晰造成的。

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清楚的。计划经济下是政企不分,市场经济下是政企分开的;计划经济靠行政命令来治国,市场经济应该是依法治国;计划经济是政治激励,市场竞争应该是激励相容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自己创造得越多,为社会创造得也越多,个人创造出的产品在市场中有需求,社会对产品估价很高,因此个人收益也会很高,所以是激励相容的。比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个要素都可以参加分配。在计划经济下依靠内部监督,在市场经济下要靠社会监督,比如企业上市,上市后就需要社会监督,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报表披露等。现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逐步完善产权、依法治国、激励相容、社会监督,从而建成比较有效的市场经济。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点

我非常关心“三农”,也非常关心公平。我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是我的学术思考中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我接触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当时领导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处理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的关系。农村信用社过去归属农业银行管理,后来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剥离出去,农村信用社划归人民银行管理。在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剥离出去时,有部分资产负债不清楚,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当时采用的方法是设计了一个新的制度——“专项票据置换”,采用花钱买机制的办法,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注入资本金。农村信用社所有的历史欠账由国家注资,保障其能够继续可持续发展。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可以给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但是不能给农村信用社注资,因为农村信用社是合作金融。最后的方案是人民银行用1700多亿人民币的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这1700多亿是如何确定的?是2002年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总额的50%。当时锁定这个数字后,才对外公布,每个县农村信用社都不能再改。注资是以县为单位,中国有2600多个县,但是对中部省和老少边穷地区有一定倾斜,注资比重远高于50%。总体来讲,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国家通过一项宏观金融政策解决了农村信用社的历史遗留问题。原来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存在一个大窟窿,没有私人资本愿意进行投资。注资把农村信用社的资本金提升为零以上,资本金虽然达不到8%,但是这样外部社会资本愿意参股,使大部分农信社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了解决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这些年,我调研了全国150个县,去了很多农村信用社,参加了农信社工作中所有的内勤、外勤工作,包括催款、写发票、财务管理等非常详细的工作,从最基本的业务逐步规范起来。比如农村信用社给农民发放的无担保小额信贷,分为金卡、银卡、铜卡。在90年代,金卡可以无抵押贷款2000元,银卡可以无抵押贷1000元,铜卡可以无抵押贷500元。农民可以用这些资金买小鸡、猪崽,这就属于生产性信贷。

在农村信用社的票据改革中,票据需要申请和兑付,申请后,农信社需要符合一条条标准才能给予兑付,比如存款、贷款、会计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披露等需要达到标准。兑付时间大概为两年至五年。如果在两年内达到标准,人民银行就用票据置换其不良资产,人民银行把不良资产委托给农村信用社清收,如果清收得好就给予奖励。有人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不把置换出来的不良资产归入人民银行?实际上,如果把置换出的不良资产归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一分钱也收不回来,但如果把不良资产委托给农信社清收,它能收回来一部分,而且收回高的还给予奖励。这个机制的设计在当时非常费工夫。

改革方案开始执行时,每个县的农村信用社需要填31张表。一层层程序走下来,一个县联社需要准备七份文件,每份文件都非常厚,这会浪费很多纸,而且太复杂了,我认为这不可行。后来我们就把申请材料简化到每个农村信用社只需要填七张表,申请材料加起来一共不超过11页。原来都是只需盖章,后来要求所有申请表必须有人签字,有人负责。这样的细节保证了这件事能成功,能够花钱确实买到机制,监督公司治理结构达到我们的标准。

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目前,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也写入了所有的党的重要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市场经济就是产权清晰、预算硬约束,即单位、企业、家庭对自己负责,同时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

我在书中讲到,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会发现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所以,整本书讨论的核心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你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你相信市场能调整结构,还是相信调结构一定要通过行政指令进行调整?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到什么程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注:

本文节选自作者近期在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原文请参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网站www.cf40.org.cn,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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