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用市场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访谈嘉宾：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嘉宾简介：

王振耀，南开大学历史学学士，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前，曾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司长。

“全世界的企业和经济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型，这就是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善经济。”近日，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一篇名为《社会创新推动社会转型》的文章中这样表示。自2010年离开民政局救灾司司长的岗位后，他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冷静地观察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并给政府提供了更多建议、为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提供帮助、不断呼吁更多企业建立基金会，借助媒体与各类组织的力量，促进中国社会创新与发展转型。然而，在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时，他提出了更多的警惕和担忧，在公益领域，企业、公益组织等的专业性远远不足。

责任竞争时代，企业需发挥社会化功能

《WTO经济导刊》：您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表示，三中全会全面规范了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公益慈善事业。企业是公益事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您认为此次会议给企业带来了哪些信号？

王振耀：全世界都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很多走出去的企业以及整个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竞争力也面临着社会责任的挑战，过去的企业竞争、市场经济的竞争更多是量的竞争，演变至质的竞争，而现在，则是社会责任的竞争。很多人称其为企业软实力的竞争。但大多时候,企业的这种软实力和社会责任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应该呼吁越来越多的企业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市场经济的大转型。中央的文件其实给大家指出了一个方向，同时它也是一种倡导和引领，对企业将来内部建设和外部建设，包括市场拓展以及国际竞争规则的遵守与提升，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在这方面意识还有待加强。

此外，在当前的中国,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凸现出来，农民工就业问题及其子女教育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这个时代赋予了人们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是广义的社会责任，是针对所有的个人、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它们所构成的社会系统和市场体系而言的。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应该注意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结合。只有加强彼此的交流、合作，才能够真正解决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问题。新加坡提出了社会建设立国，倡导企业社会运动。这个国家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和企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尝试着把企业的属性拓展出来。

《WTO经济导刊》：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王振耀：以人为本，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社会服务业范围很广，比如儿童早期教育、养老服务等，就是当前社会非常紧迫需要的。在过去，中国社会整体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候，扶贫问题是很急迫的，但是到现在，国家已经在扶贫、社会救助、基础医疗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其结构设置和基础服务系统已经慢慢建立起来，需要做得更多地只是完善机制。但是，对于儿童特殊教育、养老的问题，我们基本上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整体的认识、专业资源都有所欠缺。比如针对0-3岁的儿童教育、关怀，80岁以上老年人的照料，目前根本就找不到能够提供相关服务的社会组织、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教授。而日本、欧洲在类似领域的社会服务，已经相对完善，经济产业发展至上千亿美元的规模。此外，现在有一种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理念认为，其实慈善也可以创业，也可以挣钱，这正是从硅谷兴起的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将慈善和企业联系起来，就是社会企业，也就是社会创新，或者叫社会影响力创新，这在国外已经开展得轰轰烈烈，而中国大体还是按兵不动，值得关注。

将公益发展为社会产业

《WTO经济导刊》：据本刊社会创新专栏报道发现，其实国内已经有一些比较领先的创业者以及公益组织在开展与推动社会创新，上海、江苏的部分地区的政府也在开展引进社会企业的尝试。

王振耀：我们确实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与很多国家相比，我们还是做得太少。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转型。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新加坡，这个国家正在实施的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用社会建设来推动新加坡不仅成为亚洲的中心而且还是全球的中心，这里已经去掉了“经济”二字。新加坡经济发展局重要的工作指标是引进全世界有名的社会组织。在美国，慈善事业贡献了2%的GDP，吸收了10%的美国就业人口，覆盖到各种各样的专业化服务，对这个国家来说，公益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产业。在英国，很多富裕的人士是从慈善事业中发家的，总计20%的人口从事专业化社会服务。在德国，高中生毕业需休学一年去做慈善服务。对于中国的社会组织来说，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打开三个大门：社会需求的大门，企业的大门，政府的大门。

《WTO经济导刊》：提到打开企业的大门，当前作为二者重要合作平台的企业基金会成为一种新兴的趋势，然而在本刊2013年12期的企业基金会的专题报道中发现，很多企业依然在犹豫是否要建立基金会，您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王振耀：中国社会到了巨大的转型期，我们的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很快就要步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了。中国的企业公民事业也到了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不善于对待自己的家人，不善于对待自己的孩子，不善于安排自己的财富。

从国际经验看来，做公益基金会意味着可以让企业拥抱青春，可以让企业和家族获得最大的发展。我跟很多企业家交换意见的时候说到，这是利己、利人、利国的，也利于自己后代的。比如“富二代”的教育问题，如果让下一代做公益，他们将会在公益项目中体验社会现实，树立普适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能培养交流和管理能力。而且，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公益决策时能够不断增加家族凝聚力，甚至让家族的生活品位不断得到提升。与美国3万多个企业和家族的基金会相比，我们中国企业类基金会到现在为止只有几百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近代企业发展历程只有三十多年，毫无疑问，中国基金会将伴随着中国企业自身发展而成熟起来。

公益需提升专业力量

《WTO经济导刊》：近年来，公益领域的企业捐赠吸引着公众的广泛关注，也出现了一大批领先的企业和人物，但是很多人也在担忧如何才能使这种行动变得更加规范化、常规化与体系化。

王振耀：需要指出的是，捐赠是件很优雅的事情，不适宜进行公开攀比，并作为评判企业或个人道德责任感的唯一标准，从政府管理和媒体传播方面都应该帮助纠正人们对于公益捐赠的略有偏颇的认识。因为公布捐赠信息之后，对于那些捐赠不多或因为各种原因不捐或者需要走很多审批程序的企业和个人就会造成负面的压力。在很多国家已经有法律规定，灾难发生后立即公布捐赠信息的行为本身是违法的。美国的做法是，按照年度对企业捐赠信息进行排序，并且有纵向的各年度的对比。我2006年还在民政部时曾着力建立慈善信息中心，也是希望开展类似的工作。这样的做法不仅能使得捐赠活动本身更有公信力和说服力，对企业来说也相对公平，并且能够鼓励企业更有战略性地、持续地开展公益事业。

此外，企业也必须认识到公益本身不能够增加企业竞争力，捐赠也不是一个噱头、一个工具。这些活动必须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成为企业的内在文化之一。

《WTO经济导刊》：您认为当前企业、社会组织的公益行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振耀：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专业。除了捐赠管理本身，志愿服务、社会工作者都需要专业化。社会工作者的培养方式要实现大的转型，要跟慈善组织、各个基层组织、群众组织三类结合起来，群众组织包括青年团、工会、妇女组织等等，各种各样的组织要从动员型转向专业性。社会工作需要分类、分级管理，特别是基层社区工作人员，需要设定不同的社会工作类别，并视现行地区的需要而定。社工考试需要跟现实从事社会工作服务的工作岗位结合起来，比如现在社区里的调节委员会委员、社区主任等岗位都是社会工作，都应具有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此外，我们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往往以年轻人居多，也没有细分到专业领域，比如专业化的儿童、养老护理。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教育培养体系、专业认证、专项法律的推动和保障，都是比较缺乏的。我们很有热情，但是没有一个大框架组织这个事业。在很多国家，志愿者服务却已经普及到家庭，普及到各行各业。

(责任编辑：小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