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调整新特点和国际竞争新态势

一、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新兴经济体继续减速，全球经济可能面临低增长低通胀并存格局

2014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已连续实行了长达六年的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增速预计仍难以超过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因内部需求不足，结构性改革滞后， 经济继续减速。据IMF十月份展望报告，全球经济在连续三年减速后，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持续减速影响，预计2014年经济增速只有3.3%，与 2013年持平。同时，全球进出口贸易复苏缓慢，2014年增长速度仅恢复到3.8%，已连续三年低于4%；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则连续3年双 双减速，增长速度低于5%。此外，根据联合国贸发大会《2014世界投资报告》，经过两轮收缩，全球跨国投资在2013年恢复增长后，从2014年开始可 能保持三年的稳定增长，但预计2017年比2007年的历史高点仍有较大距离。综合各种因素，发达经济体需求乏力，新兴经济体持续减速，可能使全球经济在 低增长低通胀并存格局中继续进行5年左右的调整。

(一)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结构性调整仍在继续

美国经济在波动中继续低速扩张，总体上延续了2013年走势。一方面，受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收缩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一季度美国继2011年一季度后再次 出现了负增长，二、三季度恢复了平稳增长。另一方面，私人消费、工业生产、企业利润前三季度均保持稳定增长，非农就业人数持续扩张，失业率在11月份稳定 在5.8%，通货膨胀温和，联邦赤字好于预算水平，产能利用率恢复到80.1%的历史平均水平。相比于2013年出现的债务上限、财政悬崖、政府停摆、地 方政府破产等一系列事件，2014年尚未出现大的经济事件。同时，美元指数已连续三年保持了强势回归，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在2014年四季度完全退出，美 国复苏的稳定性明显好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如果外部环境和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均能够保持稳定，2015年上半年将开始出现加息可能。

应该看到，美国经济深层次的调整仍在进行，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家庭去杠杆化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私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个百分点。联邦政府出口倍增、新能源战略和再工业化进程仍然缺乏市场的有力支撑，新的经济引擎仍不明朗。

(二)欧元区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基础非常脆弱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基本结束，欧元区经济整体开始复苏，但复苏基础非常薄弱，面临不断增加的通缩压力。欧债国家爱尔兰、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经济复苏比较稳 固，欧元区外的英国经济增长也较为强劲。但是，德国经济二季度环比出现负增长，法国经济上半年也出现停滞，意大利仍受经济收缩困扰。受德国经济影响，欧洲 经济二季度减速，增速仅为0.1%，三季度也仅恢复到0.2%。2014年以来，欧元区通缩压力不断增大，下半年核心通胀率下降到0.5%，9月、11月 份进一步降到0.3%。

欧元区在经历两次衰退后，经济增长仍缺乏内生动力支撑，失业率居高不下。2013年四季度以来，欧元区私人消费虽然保持稳定增长，但2014年三季度增速 也仅恢复到1.1%。欧元区失业率虽然比2013年有所好转，但仍高达11.5%。其中，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在23.5%左右，失业人数超过330万； 希腊、西班牙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依然超过50%，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超过40%。欧央行继2013年11月降息后，由于担心通货紧缩，2014年已两次降息， 但仍未有效减缓通缩压力。

(三)日本经济在经历短暂复苏后，陷入第四轮衰退

在安倍经济学“宽松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以刺激民间投资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战略”一揽子激进政策支撑下，日本经济在经历2013年下半年较为短暂的复 苏后，2014年二、三季度再次出现技术性衰退，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生产均明显下滑。IMF十月份展望报告将2014年日本经济增长预期由 1.6%下调到0.9%，同时将其2015年经济增速下调到0.8%，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安倍经济政策持续性的担心。

但是，日本经济也有一些积极的表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二季度以来持续保持在2%以上，似乎有走出通缩的迹象。同时，2014年以来，日本就业人数稳步增 加，失业率保持在3.5%，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在陷入第四轮衰退后，安倍政府放缓了消费税改革计划，其一揽子经济政策受到更多质疑，安倍经济学的长期影 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四)新兴经济体失速国家数量增多，俄罗斯困难是短期的和局部的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连续四年减速，2014年平均增速预计仅有4.4%，比2013年还要低0.3个百分点，比2010年则大幅下降3.1个百分 点，失速经济体数量增多。IMF预计，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2014年只有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有望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 度；20国集团中，俄罗斯、巴西、南非、墨西哥和土耳其经济增速分别仅有0.2%、0.3%、1.4%、2.4%和3.0%，只有墨西哥好于2013年， 阿根廷经济则出现负增长。2014年，乌克兰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制裁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石油价格持续回落进一步增大了俄罗斯国际收支压力。 但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经济困难是短期的和局部的，不太可能诱发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

随着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失速，就业问题将日趋严重。国际劳工组织2014年5月份年度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青年失业率超过12%，中东北非最为严 重，每3个青年中就有1个失业者。未来五年，全球需要提供2.13亿份新的工作，其中发展中国家就需要2亿份工作，青年就业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挑战。

二、市场风险进一步分化

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集体实行持续五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推升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高位震荡，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较大 的通胀压力。2011年以来，尽管美元对部分货币开始走强，但美元指数基本保持稳定。2014年四季度，随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美元指数开始走强。美 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可能导致流动性从部分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流出，带来新的市场波动，加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风险。

(一)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美元开始走强

20世纪70年代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美联储在保持美元稳定的基础上，总体上推行周期性强势美元政策，并于1985年3月创出128.4370的历史高 点。21世纪则转向周期性弱势美元政策。金融危机前，美元持续贬值，2008年4月广义加权美元指数由2002年2月的112.8097下降到 84.1558，是1995年7月以来的低点。

金融危机后，尽管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好于欧洲和日本，没有出现二次衰退，但美联储仍通过持续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极力避免美元大幅升值。2009年3月 份美元指数回升到96.8505后，美联储将其逐步拉回。2010年上半年，欧洲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美元指数再次走强，但随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 推出，美元指数再次走弱，并于2011年7月创出80.5357的历史新低。之后直到2014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美元指数在85点附近小幅波动，汇率的 稳定为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创造了条件。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2014年四季度美元指数再度开始走强。

(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逐步回调

全球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美元走强等多种因素，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逐步回调。根据IMF统计，不包括能源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指数，已由2011年的190回落到2014年11月的153.9，比2011年4月的历史高点回落25%。其中，食品价格指数2014年11月为 158.4，比2011年4月的历史高点回落17.6%。金属价格指数2014年11月为156.4，比2011年4月的历史高点大幅回落36.7%。相 比而言，能源价格指数2014年11月为145.2，比2008年7月的历史高点低41.7%。其中，原油价格指数2014年11月为144.7，比 2008年7月的历史高点低42%。2011年以来，能源产品中煤炭价格回落幅度最大，天然气价格回落幅度最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对俄罗斯、巴西、南 非等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负面影响尤为显著。

(三)欧洲和发展中经济体市场均出现分化格局

过去几年，发达经济体市场风险逐步释放，欧洲市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市场出现分化格局。从股票市场看，美国股票市场基本延续2013年走势，但增速放 缓。2014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1.4%，道琼工业指数上涨7.5%，NASDAQ指数上涨13.4%。日本股市与美国类似，日经225指数上涨 7.1%。欧洲市场则出现分化格局，德国股指上涨2.7%，法国股指下挫0.5%，英国(FTSE100)股指下挫2.7%。欧债国家西班牙、爱尔兰、冰 岛分别上涨3.0%、15.1%、10.6%，意大利下挫0.3%，希腊和葡萄牙股市则大幅收缩28.9%和21.1%。相比而言，新兴市场国家2014 年也出现分化格局，俄罗斯、巴西股市延续2013年走势，分别下挫45.2%和2.9%，南非、墨西哥股市小幅回升，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阿根廷股 指分别上涨29.9%、26.4%、22.3%、59.1%。

从汇率市场看，随美元强势回归，2014年欧元、日元、英镑分别对美元贬值10.5%、14%和5.1%。人民币对美元小幅贬值0.4%，印度卢比、南非 兰特、巴西里尔分别对美元贬值1.5%、10.5%、8.8%。石油价格下挫和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卢布对美元贬值41%，不仅影响俄罗斯国内市场的稳 定，而且带来很大的通胀压力。

三、全球经济调整新特点

金融危机六年来，主要经济体货币财政刺激政策的效应在不断递减，而市场自身的调整和修正远未结束。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劳动力和制造业产能过剩，进出口疲软可能使全球经济在未来五年缓慢调整中呈现出明显的低增长低通胀并存格局。

(一)发达经济体将继续受流动性陷阱的困扰

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传统货币理论的一种极端情景，是指经济在步入低谷或走出衰退后相当一段时期，即使政策利率降到很低水平，由于通缩压力增大，投资者和消 费者对利率调整也不再作出市场所预期的有效反应，导致货币政策失灵。其中，零利率是流动性陷阱最典型的情景，常常伴随长周期的经济调整和通货紧缩。20世 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就曾出现过流动性陷阱这一经济学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20多年的困局，也是一种典型的流动性陷阱，尽管表现形式有所不 同。历史上仅有的这两次流动性陷阱均导致相关经济体持续10年以上的长周期调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欧盟先后实行长周期零利率政策，已 超过六年，仍未能有效刺激民间投资和私人消费需求，发达经济体整体陷入流动性陷阱，导致全球经济继续进行长周期调整。尽管金融危机后全球性量化宽松的货币 政策使发达经济体避免了短期通缩，但是很多经济体还是难以避免二次衰退。在发达经济体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仍需至少五年的时 间。

(二)主要经济体将难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欧债危机的教训将使大多数国家不敢贸然出台新的财政刺激计划。同时，过去几年，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发展中经济体 经济减速，导致政府收入普遍不足，公共福利支出增加，难以支撑新的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全球性需求不足，再加上几年来宽松货币政策和扩 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不断递减，出台新的财政政策效果也不会很大。安倍经济学中的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政治冒险性，能否起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而不 将日本引入另外一场经济危机也有待观察。

(三)全球经济可能出现5年左右的低增长低通胀格局

低增长低通胀并存格局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由于发达经济体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已经基本失灵，利率与通胀之间的因 果关系被阻断。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受各种因素限制，空间越来越小，作用不断减弱，很难带动私人投资，更难以刺激私人消费。再次，金融危机以来，去杠杆 化、去库存化、去产能化的相互作用导致全球性产能过剩严重，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国际贸易增长缓慢，既难以推动经济增长，又难以将通胀保持在合理水平。最 后，由于经济基本面供需的失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开始回归理性，逐步进入低位调整的通道，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全球经济低增长低通胀态势。

(四)宏观经济政策更多地让位于市场的自我调整

金融危机初期，各国为了应对急剧的市场冲击，纷纷出台相关刺激计划，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危机发展和扩散，也带来了一系列长期的负面效应。从过去几年的情况 看，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放任雷曼兄弟破产，强迫主要投行进行市场重组，后来甚至无视地方政府破产，尽可能通过市场释放风险，以较小的代价有效地应对 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率先回到稳定复苏轨道。相比而言，欧元区和日本虽然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了市场对金融机构的冲击，但更多地将市场风险内生化为政府风 险，导致经济出现了多底衰退。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进一步限制了市场的作用，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市场风险。全球经济2014年的波澜不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 国宏观经济政策更多地让位于市场的自我调整，而这种市场调整是缓慢的，具有一定的反复和波动。

(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调整将更趋复杂

过去几年，随着美国经济稳定复苏，发展中经济体持续减速，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调整实际上出现了停滞。一方面，全球治理结构调整影响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利 益，近年来美国在IMF国际货币体系改革、WTO世界贸易谈判中采取了消极应对策略。同时，美国通过主导具有一定排他性的TTP、TTIP和TI-SA等 跨区域贸易投资谈判，试图剥夺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2013年以来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国会对其贸易政策的支持， 可能使其在未来两年的贸易谈判中无所作为。同时，全球缺乏有效制衡美国的经济团体和主导国家，来有效维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公平正义，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治 理结构改革。

(六)中国因素将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六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但也造成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实际上主要围绕中国进行调整。从经济上看， 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潜在的最大经济体、跨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的经济位势在加速上升。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首次超过利用外资，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对欧盟投资比2013年翻了一番。从全球经济合作角度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正在升级，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正在走向成熟，中拉合作论坛机制开始 启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经济合作成为新的亮点，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正在逐步展开。同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启 动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影响也是不平衡的，可能会带来某些国家过高的期望，也会引发部分国家的误解甚至指责。 如何有效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从战略高度统筹全球治理的能力、责任和义务，争取创造互利共赢的发展环境，为两个百年目标创造条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外部挑 战。

四、国际竞争新态势

全球化、网络化、数据化和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也在深刻持续地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格局。在全球政治经济调整中，各国都在积极寻求通过国际竞争合作，将外部挑战转化为内部机遇，培育自身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全球化的人才和技术竞争

人才和技术竞争永远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全球化时代，人才和技术的竞争不仅是资金投入的竞争，而且也是制度、市场、软实力，特别是经济社会文化吸引力的竞 争。发达经济体在人才和技术方面的竞争不仅靠的是高投入，而且也建立了一套面向全球的人才培养、人才选拔和人才竞争的有效机制和文化环境，能够将全球顶级 的人才引进来，培养出来，并最终留下来，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在技术竞争方面，发达经济体也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确保技术创新的市场回报，通过开 放的市场竞争来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意愿，在全球化竞争中培养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从人才和技术数量看，我国在过去十年也实现了大规模的数量扩张，但从人才 和技术的质量看，我们的进步却明显低于预期。

(二)开放条件下的市场机制竞争

市场机制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创新和竞争活力，最终体现为市场活力。发达经济体在市场竞争中能够保持优势，靠的主要是其成 熟、规范、开放、公平、透明、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全球化时代，发达经济体的市场机制是一种开放的竞争机制，并通过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三 个方面来实现。同时，发达经济体通过开放的市场竞争机制牢牢保持着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全球金融市场规则的主导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际竞争优势 和制造业在全球地位的提升靠的也主要是开放的市场竞争机制。未来30年，我国必须依赖更加开放的市场竞争来推动服务业的大发展，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三)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链竞争

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从生产环节看，主要体现为产业链、技术链、知识链和价值链的竞争，这种竞争是由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关键还是 人才、技术和市场机制综合竞争的结果。对于制造企业，价值链的竞争意味着企业既要由制造加工环节向上游的设计、研发、品牌延伸，也要向下游的市场营销、售 后服务和相关专业服务领域拓展。对于服务企业，价值链的竞争意味着企业要由简单的传统服务向复杂的专业和新兴服务延伸。过去10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竞争 中的进步是比较明显的，涌现了90多家财富500强企业，但是真正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华为、三一、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数量非常有限，这些企业大都属 于市场开放程度高、竞争充分的行业。

(四)全球经贸规则和技术标准竞争

科学技术进步、全球化产业分工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使得主要经济体围绕全球经贸规则和技术标准展开了新一轮软实力的竞争。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试 图继续主导世界银行、IMF和WTO，维护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统治地位，因此对世界银行、IMF和WTO的改革采取消极态度。另一方面，美国又试图通过 TTP、TTIP和TISA等新的多边机制，推动体现发达经济体利益的新经贸规则，发达经济体内部在技术标准方面也存在明显竞争。然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经济体在应对全球经贸规则和技术标准的竞争中，不仅难以达成有效的共识，也缺乏具有领导能力的经济体，更缺乏能够充分反映自己利益的方案。

(五)大国间发展模式竞争

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和认同，对传统发展模式和国际关系形成了冲击。中国发展模式突破了长期以来意 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范畴，最明显的特征是政府主导，规划先行，通过改革开放来激发市场活力。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主动学习和接受这一模式，我们也通过经济交 流、发展对话和援外培训介绍我国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我们软实力的短板。同时，中国模式还体现为基础设施先行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我们也在积极建立各种国际合作机制，来鼓励国内企业和机构参与国外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任何发展 模式都存在不足，中国发展模式的社会成本和经济代价需要尽快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六)新兴力量文化认知竞争

现代国际竞争中也普遍存在文化认知的竞争，文化认知的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不同经济体的竞争优势。欧美文化借助历史上的殖民政策，主导了全球政治经济 社会体系两个世纪，其政治制度、法律体系、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被很多国家所接受。相比而言，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东亚文化崇尚教育、勤奋和刻苦， 客观上形成很强的内部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文化形成抵触。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普遍存在不了解当地文化，大量使用中国工人，单纯追求经济效 益，导致文化认知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我国经济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小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