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

我国经济增速正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4年的7.4%。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同比增速均为7.0%，环比增速分别为1.4%和 1.7%，同比和环比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速中枢进一步下移。另外，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为 7%。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内外部需求均不旺盛的情况下，各界已对我国经济增长中枢继续下移的预期达成一致。

目前，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的矛盾依然严重，而且制度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强，消费和进出口难以保持2012年之前的增速水平，经济 增速的进一步下调已成事实。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一直在枯荣线附近徘徊，且一直未出现明显反弹趋势，反映出生产环节需求持续疲弱，且无明显改 善迹象。其中，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在去年年底跌至枯荣线以下之后，始终没有反转至枯荣线以上，而且持续下跌至4月的48.1，5月该指数较之前虽有所 增加，但6月出现反复，下跌至48.2。新订单指数虽然位于枯荣线之上，但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新订单指数亦持续走低。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内部需求并未得到显 著改善。

在外需增长没有显著改善的背景下，内需增长已持续下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均低于市场预期，而且剪刀差继续呈现扩大趋 势。进入2015年PPI同比增速屡创五年新低。自2012年3月以来PPI连续40个月呈负增长趋势，虽然在2014年中跌幅有所收窄，但是2014年 三季度跌幅再次扩大且持续至今。即便今年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但我国PPI价格依然呈现负增长，且跌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此可见，我国国 内市场需求仍旧不足，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而去库存步伐仍较缓慢。与此同时，CPI同比增速亦持续下降，从2013年10月的3.2%下降到2015年6月 的1.4%。在生产环节的价格持续下跌以及食品价格和人力成本持续上涨的形势下，近年来CPI同比一直保持正的增速。值得注意的是，CPI虽然增速为正但 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PPI难以反转以及CPI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下，PPI和CPI两者间的剪刀差短期内仍难以扭转，我国通缩风险进一步加剧。

2015年前两个季度各关键经济指标增速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继续处在“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内部需求疲弱。其中，截至6月，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4%，较去年同期平均下降1.7个百分点，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下降11.4%，较去年同期水平下降5.9个 百分点。贸易方面，前六个月出口累计同比增长1.0%，而进口累计同比减少15.5%，虽然较上个月有所改善，但依然处于历史低位。

截至2015年6月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累计新增8.8万亿元，同比减少约1.5万亿元。虽然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社会融资总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是我国社会 融资结构正在悄然变化。我国外币贷款对社会融资的贡献由正转负。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承兑汇票融资规模大幅下降，三者总和占比社会融资总量断崖式下 降至6.7%，创五年新低。虽然表外融资规模大幅下降，但是很大部分表外融资重新回归表内，人民币贷款占比社会融资总量大幅上升至74.8%，同比增加 19.2个百分点。同时，直接融资对社会融资总量的贡献同比增加1.3个百分点，处于近五年以来的高位。这主要受益于自去年年底以来央行数次降息降准和 IPO进程加速，股票融资大幅增长，同比增加3.1个百分点。但企业债券净融资占比社会融资总量有所下降，同比下降至1.8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从去年11月22日起连续降低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降幅为1.15个百分点；在此期间还连续全面降低存款 准备金率两次，累计降幅为1.5个百分点，并伴随不同幅度的定向降准。从货币供给方面来看，今年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速目标为12%。截至6月，M1 供应量同比增长4.3%，较去年同期下降4.6个百分点；M2供应量同比增长11.8%，较去年同期下降5.4个百分点。虽然在此期间央行连续降准，但是 由于外汇占款的减少，央行被动投放的货币量有所下降，同时央行连续多次未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使得本轮货币供应增速总体呈现下降态势。

2015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预测

课题组基于IAR-CMM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各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表1为预测结果以及2014年与2015年第一季度各关键经济指标的增长情况。在基准情景下的预测，2015年实际GDP增长6.85%，同比下降0.55个百分点。

中国正在进行雄心勃勃并具有风险的经济再平衡。政府试图引导中国远离以往投资拉动、出口驱动和信贷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对2015年基准预测的外部环 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1)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速回稳，我们以IMF的预测为基础假定美国经济增速为2.5%，欧元区经济增速为1.5%，日本经济增速 为0.8%；(2)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全球贸易情况基本稳定，然而油价基于供给充足将呈现低位震荡徘徊的走势；(3)美联储最快2015第三季度开始加息；(4)汇率虽 然微幅贬值，但走势稳定。我们对2015年基准预测的内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1)我国货币与财政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持续的稳定股市与楼市，无 额外的政策力度；(2)消费与投资虽有开始改变结构的迹象，但短期仍维持平稳；(3)进出口持续走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4)银行坏账及地方债 的去杠杆化过程平稳；(5)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减速主要由2014年以来商品房销售减速引起，没有考虑其他大的外部冲击。

可以从表1看出，2015年上半年各关键指标较去年同期水平均有所下降，尤其是进口和投资下降幅度很大。受到国内产能过剩以及内需不足的影响，投资和消费 增速也较去年同期显著下降。国际经济复苏但依然面临重新陷入衰退的风险，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拉动力有限，使我国出口增长下滑。此外，房地产投资的减速所带来 的负面溢出效应也将抑制相关产业的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方面，预计货币政策将适度宽松，寓改革于调控之中，会进一步推出一系列政策，在维持经济稳定运行的同时促进金融系统的改革。2015年上半年M1 和M2增速较去年同期均下降，上半年社会融资总额同比下降。因此我们预测潜在降息空间仍大，最早可能会在三季度再度降准降息。

不同情景下的经济预测与政策应对

1.“一带一路”前景预测与经济走势之关联

我们对2015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的基准预测面临着若干上行和下行风险。由于我国短期内经济结构仍未调整，需借重于投资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主要的不确定性将 来自于与政府投资及政府支出前景相关的政策预测。“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恰逢世界经济向东方和南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时机，为国内外提供美好的合作与投资愿 景。

“一带一路”战略将会在短期内利好四大类与第二产业息息相关的企业：（1）交通运输类公司；（2）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类公司；（3）设备及配套类制造业公 司；（4）原材料类公司。而将在中长期拉动中国的品牌消费品（医药、家电、汽车等）以及传媒等板块。6月汇丰PMI终值为49.4%，低于预期值 49.6，但高于5月终值49.2%。6月官方制造业PMI维持5月份50.2%的水平。PMI数据稳定以及微幅回升反映了前期政策效果正在慢慢显现。然 而，新订单指数为50.1%，下降0.5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2%，下降0.7个百分点，加上6月份用电量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用电量下降 0.4%，5月份铁路货运量同比下降9.8%，显示复苏步调仍然缓慢，因此前景预测仍需保守乐观。

另一方面，我们以IMF的预测作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基准情景。但是，这个基准情景面临诸多风险。倘若“一带一路”国家的增速不如预期，抑或是 面临政治风险，经营风险以及金融风险，将直接影响到多方面国内相关生产环节的前景，尤其可从下列三方面衡量出预期的调整：（1）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规模； （2）投资规模；（3）政府支出规模。

鉴于上述不确定性因素，2015年下半年的情景分析将仰赖两种情景：（1）乐观，假设2015下半年对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投资、政府支出增长的预期均上调 2%；（2）保守乐观，假设2015下半年对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投资、政府支出增长的预期均上调1%，货币政策维持在基准情景。在乐观与保守乐观两种情景 下对我国实际GDP增速的预测：2015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6.8%及6.7%，2015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 7.0%及6.9%。

2.美国加息前景预测与经济走势之关联

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美联储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宽松后，加息就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依据就业与通胀的数据及 趋势，市场普遍调整了原先2015年中加息的预期，偏向美联储最快今年9月份开始加息。比如，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东南亚国家及巴西、南非、土耳其与中国的贸 易关系十分密切，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对于美联储降加息又特别敏感。但如果其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上升将导致明显超出预期，则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些国 家出现大幅度资本流出，汇率大幅波动，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即使若忽略由于国际游资特别是热钱出逃所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 负面冲击, 而单纯探讨美联储加息如何通过贸易途径影响中国，我们可以得到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保守估计也是不容乐观的。

鉴于上述不确定性因素，2015年下半年的情景分析将仰赖两种情景：（1）保守悲观，假设2015下半年新兴国家对于我国的出口需求降低10%；（2）悲 观，假设2015下半年新兴国家对于我国的出口需求降低15%，货币政策维持在基准情景。在悲观与保守悲观两种情景下对我国实际GDP增速的预 测：2015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 6.5%及6.3%，2015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 6.7%及6.5%。

3.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估测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并且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财政政策的适度刺激和引导控制风险，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在短期内仍然是为数不多的选项之一。

为了准确分析在经济形势下行的背景下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提振经济的稳增长效果，我们对财政支出乘数进行了测算。根据我们的估算，剔除季度因素后，财政支出乘 数约1.33。根据历年数据估计，财政支出对拉动GDP的贡献约为40%。考虑到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对稳定增长率的实际需求，我们假设经济分别按照上文不 同情景运行，并且考虑到财政政策的滞后性以及新《预算法》下对年底地方突击花钱的约束，假设12月财政支出与去年基本持平。据此我们估算了实现GDP增长 率7%所需的财政政策配合方案。其中，如果考虑统计偏差的因素，目标增速7%实际相当于校正增速6.5%。估算结果见表2。

不同情景分析基础上的政策力度选项

本报告更进一步以机制设计的思维进行情景分析。研究在给定的政策目标下，所需要采取的宏观调控组合。表3总结了2015下半年基于不同的经济增长目标所需 的政策力度。在基准预测之下，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85%。若要保住增速为7%，政府需要刺激经济促使第三与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长各约 0.3个百分点方能达到目标，从而短期需要大力加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第三与第四季度的宽松性，引导投资拉动经济。

1.货币政策力度需求

从IAR-CMM模型中，我们得到货币政策工具中降准对于提升投资的力度远大于降息所带来的效果。基于货币政策需要时间反应，三季度初就必须在基准政策（央行已于6月27日宣布）之上再加大力度需降准50个基点或是降息两次各25个基点才能达到预定增长目标。

在乐观的情况之下, 全年实际GDP增长6.95%，虽然增长情况稳健, 但为了确保达成全年7%的目标, 仍需要在三季度初降息25个基点。在悲观的情况之下若要保住增速为7%，政府需要刺激经济促使第三与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长各约 0.6个百分点方能达到目标，三季度初需要在基准政策之上降准50个基点以及降息两次各25个基点。然而若是只力求保住实际GDP增长6.5%，政府则无 须加大刺激经济的力度。

2.财政政策力度需求

财政政策方面，根据前面对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估，为实现经济增速达到7%的目标，不同情景下所需的政策力度如下：

（1）在基准情景下，若要实现增速达到7%的目标，对应于校正GDP增速6.5%，需预算外财政投入478.5亿元，即全年财政投入达17.2万亿元，同 比增长10.9%。由于上半年累计已投入7.73万亿元，下半年还需继续投入9.47万亿元，其中三季度需投入4.42万亿元，同比增速26.9%。

（2）乐观情景下，全年GDP增速也只是6.95%，可以基本保持年初财政支出预算，不需要预算外财政投入，即全年财政支出增长目标约为10.6%，全年支出总额为17.15万亿元。

（3）悲观情景下，预测GDP增速为6.7%，若要保持增速7%，需预算外财政投入1435.6亿元，即全年投入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其 中三季度需投入4.5万亿元，同比增速30.5%。在经济下行风险较大的情况下，税收收入难以获得大幅增长，需通过适度增发债券进行融资。

3.配套政策需求

为了实现政策执行效果，可通过定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等引导政策促使投资有效流向实体经济，包括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推广PPP等公私合作 创新模式为入手和提高公共资金利用效率为目标导向，大力引入民间资金进入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推动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如城乡管网升级改造、城际 铁路、新一代互联网以及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等等。

项目组强调，必须意识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效应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较大的后遗症成本，需要谨慎选择力度。在此基础上更需要通过土地制度改 革、户籍制度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全面改善生产函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从要素规模投入向要素效率提升、要素组合创新的新阶段 迈进。这样，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双管齐下，助推中国经济实现短期增长和中长期转型发展的双重目标。

中长期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的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滑。但这个下滑是否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即使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红利不论，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没有大幅下滑，5-8年内有望继续保持在7%以上。

劳动力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参与率的下滑，传统的人口红利面临衰退，从而对经济增长会有一定拖累，但这种拖累是有限的，即使未来5-8年间 就业人口以每年0.6 %的幅度递减，拖累2022年的潜在增长率也只降0.7%左右。然而，近些年政府教育投资增加，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则有望部分弥 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如再加上能像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尽快将免费国民义务教育从9年增加到12年，则可抵消20年间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同时，以解决户 籍和土地制度问题为关键（至今基本没做）的城市化辅以大规模开展民工技能培训，其所带来的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也将是一种劳动力结构的 优化调整。因此，如处理得当，劳动力方面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在10年内至少是相互抵消的，乃至正面因素有望大过负面因素，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驱动的第二次人 口红利。

资本方面，中国近几年资本回报的下降有边际收益递减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源于投资结构方面由制造业向基础设施的转移。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就是回收期长，但是 其正外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以“高铁”为例其对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路网基础设施依然短缺，同时环保和节能降耗 的投资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一路一带”战略带来的新增需求，对于现有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输出也有一定的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它体现了一种将资本和劳动有机组合使用资源的能力，有赖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企业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的内容，要求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既要注重量，更要注重质。目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增长空间。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结构 性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最有效的手段。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上世纪90年底中后期所推行的结构性市场化改革以及21 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和政府上任以来，对于转型驱动的结构性改革也有所筹划，形成了改革 的强大潜在势能。但很多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行动上还未落实，仍处在说得多、动得少的阶段，出现了“上面猛加油门、中层挂空挡、下面频踩刹车”局面，最终 令改革发展的力度耗散。

中国仍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以为结构性改革和发展驱动方式的改变提供空间。事实上，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超预期、不正常下滑的基本原因除了周期性和结 构性因素外，正是由目标管理缺失、弱化所导致的不作为，包括政策不作为和做事不作为，使“银行的钱难以贷出去、财政的资金难以用出去、各种审批手续难以批 出去”的“三难”现象比较普遍，没有正确理解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及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政府执行力、法治及问责的制度三要素都缺失的问题。

改革、发展和治理应取的方向

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要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必须充分认识到现代市场制度不可替代，须发挥基础和决定性作用，其关键是政府的 定位必须恰当。只有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通过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同时，一个具有 有效治理的好制度需具有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因而，注重治理方面的改革，也就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治理边界的制度性改革、结构性 改革成为关键。

一直以来，中国这方面的改革没有跟进或进行，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倒退。如此一遇到情况，就只能是继续按照惯性思维、惯性做事方式去改革、去发展，这往往就 很容易发生偏差，中国就仍然是一个发展型的政府，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出现“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的“三重三轻”现象，其负面作用很 大。所以，仅仅指出问题和需要做什么，还远远不够。随之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还是让政府发挥主要作用？是 让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还是让民营经济发挥基础或主要作用？

1.以市场化、民营化促进向效率和创新驱动切换

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字就是“放”和“开”，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做不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 挥决定性作用。现在国企改革就是要把国企合并，变为唯一的、绝对的垄断，好让国企相互间不竞争，但竞争产生效率，一旦国企垄断市场，国企的效率（并非垄断 利润，很多人分不清它们间的差别）就会下降。如果国企垄断了，民企如何能进入？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做好中长期发展。即使混合所有制至多也是个次优制度安 排，说不定会造成两难。任何一个经济体一定是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升级，也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然后再到创新驱动，使民营经济起主导作用。一般来 说，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民营经济是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的。创新驱动也是今天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其特征就是技术创新、商 业创新主要靠民企，靠市场激励驱动，而不应由政府主导。

同时，根据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受个体逐利的约束、资源的约束、信息非对称的约束，要实现富民，首先要赋予公民基本的私权，其最核心是基本生存权、经济自由 选择权、私有产权。其中，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秦商鞅就曾以野兔被捉前后的区分为例来阐述产权明晰可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名 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这样产权是否明晰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当前贪腐猖獗除了那些干部本身的素质外，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过位，就可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进行寻租，这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在防贪、反贪方面，采用孙子兵法中的 “不战屈人之兵”才是上策，有贪官才去反贪至多是中策，历史的经验早已告诉了我们此点。所以，根本的出路也在于进一步推进民营化的进程，通过合理界定政府 治理边界让官员没有机会贪。

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让国有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非主导作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惟其如此，才可能 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变依然要靠的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包括中小微企 业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素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只是不能再过多地依靠规模投入，而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深化使土地、劳动力、资 本这三大基本要素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驱动下自由流动、优化组合，进而实现效率提升和创新激活。

一是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要重新回到市场导向的、开放型的城镇化道路上来，首先还是必须提供这种城镇化的必要条件 ——由真正的土地市场来配置土地，使土地真正得以在农户间和城乡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值得警惕的是，要素市场的扭曲特别是竞争性土地市场的缺失，已经使 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地方财政体系均发生扭曲，进而引起经济结构的扭曲，正在破坏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瓦解民众对改革和法治社 会的信心。政府应该放手让市场配置土地，而只管城市规划、区划，管理土地市场的外部经济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市场导向的城镇化早日完成。

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当前中国正面临数量型人口红利下降的趋势，唯有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流动性以及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 的提升。去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从目前的落实情况 看，不容乐观。户籍制度改革其背后的实质是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这也就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问题。在这方面，应以保障基本生存权为根本，以人 力资本投资为纽带，通过赋权增能来强化居民基本能力的建设，提供起点公平的机会，这样才能真正地让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稳定到城市里去。

三是金融制度改革。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最大的问题正是金融未能有效地去支持那些高效率的企业，尤其是创新能力强的民营企业，其中大部分又是中小微企业，导致 市场资源错配。中国需要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民营银行的进入，其中互联网金融就是来自民企、来自民间、来自草根，对于国有部门依然占据主导的传统金融会带 来巨大改变，有助于降低融资交易成本，尤其是会大大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同时可以解决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提及的不正常的资本 回报率过高的问题。同时，中国也要扭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结构，形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相辅相成的融资体系。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从以审批 为主的监管模式转到以合规性监管为主的道路上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执行和执法力度，建立健全市场信心和信任体系。

2.走向好的治理的三要素：法治、执行力和问责

一旦基本的制度、改革方向和大政方针决定之后，无论是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治理边界界定清楚与否，随之而来的就是具体的举措和执行，也就是 具体的治理的方法，需要解决一个好的制度或好的治理的三个要素环节，即法治、政府执行力和问责（社会监督及官员问责）。

其一，法治的首要作用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其次才是对市场经济个体。这是“法治”和“法制”的本质差别。一个好的法治环境，可以支持和增进市场，真 正让市场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只是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腐败的空间。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无为 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个有效政府首先得是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其定位需要 由法治来规范化、有序化、制度化。因此，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成为关键。

其二，一个善治国家也离不开政府的执行力，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状态，它需要的是一个有限而有效的政府，政府在最基本的维护和服务职 能方面应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已有，方案已定，但最终还需要靠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去贯彻和落实。当前不少 基层干部怕犯错、怕担责，执行者的不作为，已经成为改革推进的严重障碍。上面猛加油门，中层挂空挡，下面频踩刹车，最终令改革发展的力度耗散。增强改革的 执行力和发展的驱动力，必须从法治、激励和理念三个维度推进综合治理，特别是要发现和培养改革发展的开拓良将。

其三，没有问责，没有社会和媒体的监督，没有责任边界的划定，这样的治理体系将是涣散失效的。没有有质量的量化指标，就没了努力方向，也就无法对官员加以 问责，从而官员也就没有责任和动力关注经济发展，不再勇于创新。过去的GDP中心主义（当然还加上维稳）的政绩考核方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 来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但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说现在就可以完全不要GDP增长目标，在这方面不要作为了，当前更需要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目 标。同时，社会监督也很重要。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信息，当地的民众显然更加了解，地方和中央政府往往是信息不对称的。因此，政绩考核体系应纳入当地 民众的民意调查，让民众参与完善政绩考评机制，以使得信息更加充分。通过自上而下的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将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形成有效制 衡。

注：本文选编自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经授权刊发。

(责任编辑：小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