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化

2008年金融海啸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此次全球经济的大变动，伴随着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外交及经贸新形势，以及我国高铁技术的成熟和高铁网络的快速成形，推动我国城镇化步向新的空间格局与模式。

农民工主导的城镇化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出现了经济大转移。资本由西方流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低增值工业为主。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成为这一轮大转移中国际资本追逐的对象。我国劳动者素质高、守纪律、工资低而且勤劳实干，并大量集中于沿海地区，成为西方工业转移的主要落脚地。各种形式的三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大城市及其周边新兴工业城镇结集，吸引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使他们成为半城镇化的农民工，即人在城市务工，但户口却仍在农村。我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演化为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经济区，推动了我国持续30多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中国的城镇化表现出新的特点，被称为“外力驱动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最大动力来自三资企业，以低技术、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及低税率为主要投入，其特点是大量来自农村、教育水平低及没有技术的年青富余劳动力流入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镇化。这一时期的城镇化催生了三个超大城镇群，即珠三角、长江角、京津唐城市群。

在1979-2009年期间，中国出现了年均9.9%的经济高速增长，大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由约4平米增至约25平米；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4%（1980-2004）；城镇化率由18%增至46.6%，每年增加1.3个百分点。在30多年的城镇化过程中，涌入城市的人口99.9%都有工作，是典型的城市经济“拉力”的实例。当然，这过程中也存在农村的“推力”，因为我国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太小，客观地存在大量富余的年轻劳动力。

由于中国特殊的人口及城市管理体制，“打工仔”、“打工妹”虽然在城镇居住及工作，但却不能拥有正式城市市民身份，他们不能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是另类或“低档次”的城市人口。此种状况被称为“半城镇化”形态，主要特征包括：商务中心区建设，工业区、开发区建设，住房商品化、高自有率（80%以上），大量高级花园住宅区，市、镇政府办公楼“白宫”化，农民工单身宿舍、棚户区，城镇福利二元化，用地粗放化，形象工程，洋化倾向，千城一貌等。总之，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发展，如同我们的出口工业，基本上是粗放求快，不重规划、质量和效率，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现象。

高铁崛起影响中国城镇化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也出现全球性发展新格局。这次从西方传统工业大国和发达国家部分“转移”至中国的将是金融业及高增值、高技术的资本性产品（装备工业）和耐用性消费品工业。我们预期中国会由此获益，崛起成为世界金融大国、资本大国，而且也将成为全球资本和技术密集、资本性（装备工业）及耐用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

中国高铁产业基于此背景异军突起，成为中国高端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标志。高铁的发展历程，有不少特点与汽车工业及飞机制造业类似，但不同点在于它起步更晚，发展速度更快，而且已形成产业链效应。中国中车带动不少中小零部件供应商、装备行业及高端三产跨入国际市场，特别是与金融、保险及专业服务商一起“抱团”“走出去”。

在2006-2015两个五年计划期内，中央为高铁建设投入5.7万亿元人民币。我国除了建成16,000多公里、共40多条线路的高铁网，成为拥有全球一半以上里程的高铁王国外，亦发展了时速140、160、200、250、300-350及380公里的不同类型机车，而最新测试的机车时速达到608公里。

我国在高铁产业中还有其它重要特点：首先，中国是全球唯一能生产档次齐全并适应不同气候条件高铁产品的国家；其次，中国高铁的单位成本及票价收费只是欧洲和日本的1/2-1/3，具有全球性竞争力。据估计，各国在2010-2024年间要新建1.9万公里高铁，海外高铁投资需求可达8,000亿美元。我国将在这个新兴市场内成为最具竞争力的投资与建造者。

中国正推动实现三条洲际高铁线路，以改变国境周边的地缘政治和促进对外经济关系，即通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欧亚铁路、由乌鲁木齐经中亚到德国的中亚铁路、从昆明连接东南亚直达新加坡的泛亚铁路。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它会进一步助力中国及周边国家进入高铁时代，我国边境地区城镇化的格局必将大变。

快速形成的高铁网络对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格局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城市发展与城镇化规划上，我国在2014年推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2014-2022规划》。在规划中，除主体功能区与陆边口岸这两个重要的城镇发展动力之外，另一个动力乃逐步形成的高铁网。该规划设计的2022年城镇化规模为：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60%，其中户籍人口占总人口45%，并对全国28个5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要求严格限制。规划亦强调节约城镇土地使用，落实低碳、绿色及智能城市的建设。若要达到规划所定下的目标，借助高铁推进中西部城镇化、实现区域经济转移及空间布局重整，将是良好的选择之一。

政策建议

鉴于高铁在质、量与空间形态上对未来10-30年的城镇化的重大影响，我们建议政府未来的施政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首先，因应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在城镇化宏观布局上，突出我国东部沿海的传统大城市、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地带。它们属于高铁产业和装备工业集中的地区，将会是下轮城市化与经济高速发展的集中地。东部及中部六大城市群将会进一步发展，包括上海、天津、哈尔滨、重庆、成都、西安、昆明、义乌等城市的周边地区。

其次，在六大城市群中高铁节点城市，依托高铁车站发展新兴卫星城市。我国高铁规划采取了在山地穿洞、在平原高架的设计原则，使线路平直、行车快速安稳、减省收地成本与时间，同时也避免切断线路两边的交通，达致低成本、省土地、设工快的效益。因此，高铁站一般离开市中心有一段距离，只在土地资源较多的郊区选点。通过合理规划，高铁站区块可建成新型多元交通交汇中心，在车站周边建成新市区或新CBD，吸引总部经济、金融、物流、信息、会展、商贸产业及文化娱乐产业聚集，成为大城市群中的新发展极，拉动超大城市的卫星城建设。

全球经济又一次大转移与高铁时代方兴未艾，中国需要充分考虑新形势、新潮流对空间经济和人才与人口流动的影响，着手审视2020年后的中国城镇化政策规划，提前谋篇布局。

(责任编辑：澈力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