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Hawken(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
2011-07-27来源 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全球网络中文门户
《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The Ecology of Commerce:A Declaration of Sustainable)》是Paul Hawken(保罗.霍肯)199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企业与环保的著作。该书无论是在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行业实践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的很多观点都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该书出版后大受好评,1998年被美国67所商学院教授评选为商业和环境学教材的第一名。
顾名思义,《商业生态学》讲的自然是关于商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问题。作者认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面临三个问题:索取什么(What it takes)、生产什么(What it makes)和废弃什么(What it wastes)。这三个问题恰恰都与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索取要开采资源,生产要使用能源,废弃物还会污染环境。可见,商业与生态之间从一开始就注定彼此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传统的观点认为,企业是生态破坏的始作俑者,正因为企业疯狂追逐利润,才导致生态出现当前的危机。对此,作者却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认为,人们在试图化解环保主义者和企业人士之间的矛盾斗争时,搞错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是问“我们该如何拯救环境?”而实际上人们更应该问的是“我们该如何拯救商业?”作者在第一章就开门见山地展示了全书的主要观点:要改变直线型的经济模式(Linear System),建设恢复型经济(Restorative Economy),重新设计旧的商业体系,兼顾所有者、雇员、消费者、地球上的生命等各方的利益,而又不需要全面改造人类。
作者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描述了商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企业对自然界的不断索取,造成资源匮乏、物种灭绝的恶果。作者引用了大量数据和实证材料证明他的论点,譬如说“估计每年有20000到100000多个物种灭绝”、“在未来20到40年间,可能失去地球上所有物种的20%……”作者还批驳了那些认为物种灭绝是自然法则的表现的荒谬的观点,认为这种谬误只是想将企业破坏地球供养生命能力的行为粉饰成一种“进步”。除了索取,企业还制造了大量废物:“向空气中释放化学品,向航道和海洋排放废水,将毒素注入深深的地下……”这些问题最直接的受害者恰恰是人类本身,并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健康问题。
在接下来的第六、七、八章,作者进一步从全球化、企业管制和企业伦理的角度刻画了与之相关的环境问题。作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及其代表产物——跨国公司加速了全球环境的恶化,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虽然也注意到一些环境问题,但因为她始终把贸易凌驾在环境之上,因此注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商业规模的扩大使得商业利益渗透到政治领域,企业通过影响政府决策,阻止、延缓或规避政府对企业污染环境的破坏,公司生活的理念甚至已经“接管了政治体系”。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对一些公司而言,“道德已经不成为道德(Ethic Is Not an Ethic)”。
作者并非一个悲观主义者。虽然指出了商业领域如此之多的环境问题,他仍对商业的未来充满自信,希冀塑造一个“商业活动与环境保护并行不悖的世界”。书中分别就方法论(第四、五章)和具体行为(第九、十、十一章)进行阐述。
在方法论上,作者认为工业生态学(Industrial Ecology)和庇古税(Pigou’s Taxes,或称绿色税 Green Taxes)行之有效。工业生态学的核心思想是企业不单要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减少污染,还要利用好废物,使废物不再是废物。这就将清洁生产的概念从“摇篮到坟墓(Cradle-to-Grove)”扩展到“摇篮到摇篮(Cradle-to-Cradle)”。庇古税是由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于1920年所提出的解决企业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方法(即通过对企业征税支付外部成本),经常被应用到环境领域。作者指出,在环境问题上有两种成本需要内部化,一种是一个生产系统、人或地区对另一个生产系统、人或地区造成的实际损害;另一种是当前经济发展对未来子孙后代的成本。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信赖价格作为“效率”的尺度。
在具体行为上,书中对企业和政府都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案。作者主张以小为美(Small Is Beautiful),认为小企业在节能意识、产品设计和服务态度方面都比大公司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福利。他还详细列出了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原则:用当地生产的产品替代外来产品;承担企业环境责任;不要寻求外来资金的帮助来发展自己;生产过程要以人为本、有价值、有尊严和本质上令人满意;有长远战略,力求产品的使用和处置不会损害后代人的利益;通过宣传教育将消费者变成顾客。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规范市场和推行绿色税,即将企业环境成本通过税收强行计入企业的总成本中。作者特别澄清了一个问题:绿色税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为政府增加收入,而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有关成本的准确信息。因而政府一定要重新设计税收政策,用逐步递进的方式从目前向“好东西(Goods)”征税转为对“坏东西(Bads)”征税,从对收入和工资征税转向对污染、环境恶化、消费不可再生能源征税。此外,作者还提出了“公共事业公司(Utility)”的概念,用以代管一些公共产品,避免发生“公地的悲剧”,并列举了牧场、大马哈鱼等例子作说明。
作者是积极乐观的,因为他看到了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也并不急功近利。他承认,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例如,要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将绿色税加到能源上,生产者和消费者才会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计划和重新改造;并且,这样一种压力可以加速社会的技术革新。作者的耐心不无道理。事实上,从1993年至今的十年来,我们也确实感觉到了这样一种缓慢的转变。
总的来说,《商业生态学》极富创新性,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很多新颖的概念和观点,例如“恢复型经济(Restorative Economy)”、“工业生态学(Industrial Ecology)”、“生态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摇篮到摇篮(Cradle-to-Cradle)”等。这些思想现在看来仍然是非常前沿的。现在所流行的循环经济(Recycle Economy)应该就是在工业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生态学》内容丰富,不管是专业学者,还是企业界人士,甚至是政府官员,都可以从书中获益。
该书是十年前出版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作者的一些观点也值得重新商榷。例如,关于贸易与环境的问题,自WTO成立以来,已经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WTO和联合国都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处理相关事务;又如,作者以小为美的观点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乡镇企业的实践就是一个反例;还有,作者不主张小企业吸纳外来资金,现在看来也是过于狭隘,绿色风险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的兴起已经改变了这一现状。对于这些问题,希望读者能审慎看待。
《商业生态学》已经于2001年由夏善晨等人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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