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世界”话语权的战斗怎样和解？

这种观念化一统天下的模式，是否能够继续占据这个世界？是否能够满足人们认识、理解这个世界的渴求？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个《世界文学史》的编撰热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正如美国学者I?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前言中所说：“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深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崭新起点。从18世纪启蒙时代起，历史研究注重国别史，而不注重人类史。但是近年来，当代各重大事件的全球性日益显著，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也随之大增。由于宇航员几小时内即可绕地球飞行一周，甚至登上月球，由于报上刊载的有关亚非的文章，其数量并不少于有关欧美的文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观察历史的视野必须愈益扩大。要了解这个名符其实的‘一个整体’的世界，研究世界史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在文化日益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学创作、生产、传播、阅读和阐释，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跨文化行为和现象。

正是在这种情景中，不论作为一种文学和精神意识的公共期待，还是作为文学教育或学科建设的专业需要，世界文学史及其意识的建构，都径直摆在了文学研究者面前。

不断扩展的“世界”观念

显然，世界文学史意识的发生，与“世界”观念的产生与演变紧密相连，是从不断扩展的“世界”中衍生和延展出来的。对此，人们总不会忘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传奇，并以此作为历史标记和符号，开启了一种人类对于历史的重新建构和叙述。但是，显而易见，这个“世界”在今天看来，已经过于独断和单调了，因为在这之前和之后，东方的印度、中国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拓展着这个世界，用不同角度和方式叙述着这个世界。例如，早在公元200年左右，印度佛教就被不知名的信徒带进了中国；而到了公元627年，中国的玄奘就开始徒步踏上发现和探索新的精神世界之路。当然，还有更多的国度和民族，都以不同方式踏上发现世界之途，并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世界，使这个“世界”从各个角落汇集，越过高山大洋，从“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从碎片到成为一个整体，最终形成了如今的世界图景和观念，为人类文明发展史提供了地理和文化框架。

尽管如影随形，从地理版图的拓展到精神意识的建构，人类依然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也面临种种挑战，并且在观念形态方面形成不同文化镜像。例如，在西方，世界是从地理探索和发现开始的——或许这也正是哥伦布在西方一直受到高度推崇的原因，而正是这种发现打开了西方文化的视野和思维，使其从宗教神学的一统天下中破壳而出，开始构建能够包容和理解新世界的思想方式——或许这就是知识理性的诞生。由此，历史在新的空间得到延展和重构，从宗教史、民族史转向世界史、全球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而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催生了“世界文学”观念和话语的出现。毫无疑问，歌德在1827年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达了一种浪漫的期许，即通过更广泛的文学交流和接触，打开单一民族文学的眼界和框架，形成一种对于诗和艺术更高境界的追求。

在中国语境中，“世界”却拥有不同的文化发生和变迁之旅。在中国，同古老的“天下”观念有相通之处，“世界”是时间与空间的综合体，原本来自于佛教，自身就是一个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来说，“世界”的发现和建构，首先不是从地理和实体开始的，而是从精神意识开始的，作为一个广阔无垠的空间和难以穷尽的时间，世界是从“心”向外延伸的，是对于物我关系的超越。所以，早在公元7世纪开始的玄奘西行之旅，完全不同于哥伦布开拓疆土和寻找物质财富之旅，而是寻找更广阔的精神文化栖息地之行，其出之于对于人生、人性和文化处境的困惑和迷茫，充满对于更深远和神奇境界的追寻。

“世界”不是单一的、不变的

可见，所谓“世界”不是单一的、固有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人类处于不同生活和生存境况、出于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以不同思维和想象方式构建而成，并形成了不同文化和“世界”之间的互补、交流和对峙之势；而这种态势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之前，甚至更早些，在欧洲发现“新大陆”之前，尚处于某种精神文化不自觉状态，也就无法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概念，构建人类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文化和意识——因为人类扩张的野心和生产力的发展，大大缩小了人类交接的距离，使人类之间相互避让的余地大大减少，而相互交接和冲突的机会大大增多，甚至难以避免。不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度、民族和族群，基于自我生存和生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母体，基于不同的历史主体意识，更出之于现实的利益和权限，不可能自动放弃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想象，也不可能迅速更弦易辙，被其它外在的“世界”征服和同化，甘心情愿被纳入某种被设置好的世界版图。

于是，一场争夺“世界”话语权的战斗，从“世界文化”、“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之时就已经打响；而为了减缓、消解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寻找一种和解之途的努力也就随之展开。可以说，人类历史的新起点就是以寻找、发现和建构新世界开始的，其引发了对于传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怀疑，导致了传统的文化大一统观念的逐步分崩离析，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裂变和建构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并以一种自觉意识来应对交往日益增多、冲突日益加剧的世界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能够否认西方文化在探索、发现和建构这个“新世界”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以至于其所形成的思想模式和价值观念，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和范式，后者基本是在前者的思想和话语框架中进行的，甚至是前者“影子的影子”。因为在这种思想模式和框架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化自希腊罗马文化以来形成的传统精神和欲望，即对于物质和精神毫无止境、一往无前的探索、发现、开拓和征服，不断用新的偶像、方法、知识和理念来“统制”和引领这个世界，占据文化精神的制高点，获取文化建构的话语权；而这个制高点，这种话语权，最终由某种被认定为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绝对理念”“终极真理”和“普世价值”所体现。借助于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的不断进步，西方世界由此获得了文化上的巨大效益和成功，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文化建设、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都不能不处于不断跟进的状态，犹如“赶班车”一般，不断追随西方新的文化理念，转换和建构自己的学术世界。

世界文学史的建构自然也处于这种文化态势之中。而问题恰恰在于，这种观念化一统天下的模式，是否能够继续占据这个世界？是否能够满足人们认识、理解这个世界的渴求？例如：一种不厚此薄彼的世界文学史建构和叙述是否可能？如何建构世界文学史的空间框架和视野？如何处理文化“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世界文学史的叙述与各种不同国别和民族文学史有何不同？世界文学史自身的精神期许和价值追寻又在何处？如此种种，形成了道道难关和层层挑战，不仅需要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充足的资料、信息和思想储备，而且意味着对于以往文学史观念和叙述方法的检索、反思甚至批判，探索和建构某种具有人类性、世界性、能够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认同的新的文学史共识，创建多元文化得以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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