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留给亚洲人的遗产

我在过去三十年间，从事新闻工作，曾去采访新加坡四次，看到这个国家巨变的历程，李光耀虽已过世，但这个国家的做法、施政风格可以带给亚洲的启示无穷。

很多华人认为新加坡小国寡民，容易管理，不值得学习，但是中国如果任何一个500万人口的城市，能治理得如新加坡井井有条，欣欣向荣，才能说新加坡模式不值得学习。

首先，李光耀以西方价值观克服了亚洲人严重的缺点，一是重视执行力，二是重视规划力。这些看起来平淡无奇，喜欢高谈阔论的领导人不愿花时间在此，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儒家盛行，领导人只愿意谈抽象理念或伦理道德，不愿意碰触细节，认为统计、数字、做法都是次流之术，因此中国迟迟未能走上现代化之路。例如中国领导人在遭遇到严重天灾人祸时，常喜欢讲“多难兴邦”，但是灾后如何重建，谁应该究责，如何防止灾难，却付之阙如。

近代管理学家喜欢谈领导者应为群众树立愿景，但是大部分领导者忽略步骤及做法，也忽略魔鬼就在细节里，必须一环紧扣一环地执行，才能达成愿景。

访问新加坡官员任何施政课题，他们会告诉你，这项课题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将采取哪些步骤？评估标准是什么？中间可能遭遇什么问题？要如何与人民沟通？可能遭到的阻力有哪些？

只看新加坡表象的人往往会说，这是个威权体制，还要与人民沟通吗？不然，新加坡虽然长期一党执政，但是执政党所推出的国会议员及部会首长，都有自己的选区，周末都得到自己的选区，听取民众意见，不敢懈怠。国会议员及部会首长也要负责建立朝野共识，以利政策执行，因此到新加坡访问发现人民官方口径一致，共识极高，访问十个人就像访问一个人，实在有些无趣，但更可见这个小国共识之强。

执行力重要助力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例如新加坡反贪污出名，国际透明组织将新加坡列为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得分接近北欧芬兰、丹麦等国。凡是证明贪污的，不管是谁都会被绳之以法，我在1984年访问过李光耀的爱将——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不久后，看到报纸发现他自杀身亡，他涉嫌收贿100万新加坡元，在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前，还写下一封遗书给李光耀道歉。

踏进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展览室，一张张照片映入眼帘，国家发展部部长、博物馆馆长、环境部部长、警察、私人企业董事长，都被控以贪污罪，有的身败名裂，失去退休金；有的自杀，令人毛骨悚然，背脊发凉。一位新加坡专业人士和我说，“贪污调查局叫你去问话，你就会吓得发抖。”

除了官员外，贪污调查局积极侦查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显赫商人，行贿、收贿都不能逍遥法外，希望企业在干净的环境中成长。他们打老虎，也打苍蝇，一位博物馆馆长收受建筑商商金钱，只有两万新加坡元（不到9万元人民币），却被判刑三个月，更失掉他服务近三十年的退休金，太太无法面对这一切，以自杀结束生命，因为新加坡小，彼此都认识，对她打击太大了。

李光耀的肃贪绝非一时政策，而是成为习惯，成为风气，成为文化，历时五十余年而不衰。

李光耀另一个坚持是长期规划。新加坡地小人稠，提高人民生活素质，就得及早规划，而且规划都是四十年到五十年的发展远景（不像亚洲城市随地建，随地拆）。例如他们要将住宅和商业区合而为一，人们不必长途通勤，上班就学、购物娱乐，都在小区，节省能源。

他们还要花二十年，增加人口到630万（如此才能达到土地所能发展的最适规模），但是增加的人口多是精英人才，中国台湾很多专业人士都受到新加坡政府邀约，是否愿意去移民，很多人也入籍新加坡，例如前联华电子董事长曹兴诚等。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积极到中国及印度小学，找资优生，给他们奖学金，协助全家移民。有计划培植他们成为新加坡的精英，更要他们从小就对新加坡有向心力。

很多亚洲国家领导人好大喜功，夸夸其谈，以为以此可以鼓舞人民。但李光耀坚持全国都要有危机感，以不断鞭策自己生存、发展、前进。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亚半球大国崛起》的作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接受我的访问时坦诚地说，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而城市国家从来没有长时间成功过，最长的是中古时期的威尼斯，靠东西贸易支撑六百年，最后终得加入意大利。“因此我们危机感特别强，更要看得远。”

李光耀过世后，世界最大的疑问是，新加坡是否会走上民主之路，一旦走上民主，是否如亚洲新兴经济体，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一样，民主脱序、发展停滞，社会扰攘不安，但是根据福山最近出版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具三要素：强政府（行政部门）、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者缺一不可，而且顺序要摆对，民主其实排在最后。新加坡的顺序与福山所主张的相符，有了强政府和法治，下一步新加坡领导人应该勇敢实行民主，成为全方位模范国家，才不辜负李光耀毕生努力所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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