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亚投行吹响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号角

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WTO、IMF、世界银行这三大国际经济治理战车，在维系世界经济增长70年后已尽显疲态，亟需改革。其基本问题在于没有回应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而仍然维系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霸主地位。因此，美国对其改革不仅表现出明显的惰性，而且多加阻挠，由此导致英、加等美国核心盟友倒戈，宣布加入亚投行。

亚投行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伟大创举。在其设立中应该紧紧抓住体制创新这个牛鼻子，吹响中国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号角。创新的关键是：在使命上以推动亚洲国家的经济长期发展为目标，在治理上多元包容、协商民主，绝不搞美国式霸道条款，在文化上强调开明、高效和包容，在决策上不宜过多考虑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和文明古国，应借亚投行的制度创新给世界带来一股新风。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一年多前提出，最近引发了全球关注，一大批美国的铁杆盟友包括英国、加拿大等纷纷倒戈，表示愿意加入或者考虑加入，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吹响国际经济治理体制改革的号角，给世界经济带来一股久违的新风！

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改革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会议，奠定了战后70年国际经济治理机构的基本框架。当时国民政府派出了由孔祥熙带领的庞大队伍，人数第二，仅列东道主美国之后。谙熟洋务的孔先生精心准备了中国方案，可惜国力孱弱，无人问津，中国人基本上沦为打酱油的。

叱诧风云、意气风发的英国代表、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更是踌躇满志，提出了一揽子方案。可惜国际秩序是靠实力说话的。最后的协议基本上就是美国制作。凯恩斯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此次会议确定的国际体系由三驾马车组成：维护自由贸易的ITO(即国际贸易组织，后来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挠无法成立，遂降格为关贸总协定，1995年又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稳定国际金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的世界银行。过去70年来，这一体系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应对各种危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眼下，这个维系世界经济增长70年的战车已显疲态，亟需改革。而美国作为这个体系的维护者和受益者，最近几年来表现出明显的惰性，不仅不能提出改革的方案，而且对于已有的改革方案进行阻挠和破坏。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年前美国国会对于IMF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迟迟不予认可，导致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成员国强烈不满。

欧洲国家包括英国事实上是这一轮IMF改革的短期利益牺牲者，虽然它们被削减的投票权是最多的，但它们也同意了改革方案，而在改革方案中美国的让步很少，它却始终表示反对，这引发了众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带头，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联合造反，倒戈投向中国。这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事实上，在此之前，英国、加拿大等美国的盟友已在人民币(6.1972, -0.0013, -0.02%)国际化等问题上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合作，与美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接地冒犯了美国。这充分显示美国极力维护的美元霸权在国际上已经不得人心，美国的盟友们在美元这一核心问题上已经跟美国分道扬镳，亚投行只不过是把这一新的格局更加明白无误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美国的傲慢：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的基本问题

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存在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它没有回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新的诉求，而仍然维系发达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以1997到1998年的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为例，今天连IMF自己都承认当时的政策指引是错误的。当年亚洲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IMF开出的政策药方是：紧缩、紧缩、再紧缩。

在金融市场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反而要危机国收紧货币政策、收紧财政政策。这相当于在房屋失火的情况下，拧紧了本该救火的水龙头。这些建议是完全错误的，方向是相反的，这一点IMF在自我评估中已经完全承认。

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IMF并未真正立足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进行考量。反观2008年金融风暴中，美联储、英格兰银行采取了跟1997年IMF所提倡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举措，其实质是“宽松、宽松、再宽松”，起到了比较好的救市效果，促进了美、英等国经济的较快恢复。

也许有人质疑，上述IMF的政策是其内部工作人员的认识或水平有限所致。其实，根据我与IMF多年的交道来看，IMF的职员素质是非常高的，而IMF的管理是异常集中的，稍微重要的政策报告(如人民币汇率)和出资必须集中审批，审批的核心是IMF的ED(执行董事)委员会，而美国在ED委员会内外的影响力特别大。

正因为如此，IMF不可能认真按照IMF章程监督、指导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公开的批评更是不可能。换言之，美国是班长，IMF是他任命的课代表，班长不交作业，课代表无可奈何。

第二，在IMF与世界银行中，美国不愿放弃其一票否决的地位，引发众怨。上述IMF投票权的改革已经让美国的意图彰显于世，3年前世界银行行长人选的博弈也体现出美国的霸道做法，即坚决不允许非美国公民当选。当下，IMF投票权改革已经破产，而IMF自己的备选方案(所谓的B计划，即PlanB)目前还没有推出。

另一边厢，世界银行的内部管理目前也十分混乱，士气低落。事实证明，现任世界银行行长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有可能沦为世界银行史上最无力的行长，他作为一位卫生领域的教授，对于经济发展、扶贫乃至于大机构的内部管理都显得力不从心、经验不足。按照商业机构的逻辑，这样的CEO应该提前下岗，但是美国却不甘心自己任命的CEO就这样下台，这太让白宫丢面子了。

第三，美国作为最大的国际货币发行国，没有担当其应有的责任。美国经济的恢复得益于其自身的量化宽松政策，而美国当年在量化宽松政策推行的时候却指责外国的货币对美元升值。而今天，当美国经济自身恢复健康之时，美国却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完全不考虑此举对其他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完全以本国的经济利益为考量、不考虑其他国家情况的做法，在全世界看来都是不合适的。按照上述分析，IMF不可能提出任何有约束力的意见。

凡此种种问题，就连美国自己的战略盟友也已经看不下去。于是，英国等国家纷纷选择加入亚投行，以行动表态，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焦点：亚投行应该如何制度创新？

中国政府所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严格意义上讲，与现行的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并不矛盾。因为它的运作领域主要是在亚洲，而投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为什么它却引来国际上广泛的关注？中国方面又能够借亚投行的设立达到什么目标呢？

本人认为，最关键的是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股新风，通过制度创新让世界看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也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大国，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崭新的理念。

第一，使命要清晰，定位要体现出无私的境界和道德的高度。从这一角度出发，亚投行的使命应该定位于为亚洲地区的广大民众谋求长期经济发展和繁荣，换言之，亚投行不是为中国的狭隘利益服务的，它的目标是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如此清晰而高尚的使命，在全球范围内都会具有感召力。

第二，治理机制必须要有创新，决不搞美国式的霸道条款。具体说来，要体现多方利益和聆听多方面的声音，不能模仿IMF、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执行董事委员会制度——该委员会是一股一票，美国是15%以上的大股东，投票必须85%以上通过，美国的否决权于是被设计出来了。

本人认为，亚投行应该设立三个委员会。第一个是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由各国根据投资额来分配席位和投票权；

第二个是成员国代表委员会(Representative Council)，类似于美国的参议院(美国各州不管大小均有两个席位)，即，不论国家大小，不论投资额多少，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席位；

第三是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uncil)，其中应该包括相关地区的劳工组织代表、企业家代表、资本市场代表、社会意见领袖代表，甚至于文化环境保护代表。

这三个委员共同合作，共同协商。董事会拥有决策权，但是重大事宜应当在决策前充分商量、酝酿，力求基本达成一致再进行具体决策。

这种协商式民主的办法是中国政治的基本特点，也和当前全球化时代强调社会责任、力求听到不同声音的趋势相一致。它和IMF、世界银行那种“一股一票”、大事必须85%通过、美国人长期霸着否决权的做法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亚投行治理结构会更具有全球号召力。

亚投行另一个重要的治理问题是行长等高级职员的任命。汲取世界银行与IMF的教训，应该是择贤任命，这样就打破了IMF、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世界银行应该由美国人、IMF由欧洲人、亚洲开发银行由日本人分别当一把手。如果亚投行采取择贤用人的办法，将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浪潮。

第三，应该强调文化建设。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就像一个企业一样，其文化就是基业长青的基因。亚投行应该强调一种开明、高效、包容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才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精英都来为其工作。这种文化也能够保证亚投行的决策能够合理、有效，符合相关地区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第四，亚投行的决策应该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而不应考虑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比如说，如果美国等某些大国要制裁的对象在经济发展上有切实需要，那么，亚投行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考虑该地区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策。毕竟，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普罗大众，而不是该国的统治阶层。

亚投行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伟大创举。在其设立中应该紧紧抓住体制创新这个牛鼻子，吹响中国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号角。这是中国作为一个焕发青春的文明古国对世界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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