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智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引言：2009年6月1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要求：“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储备性政策”一词首次进入普通大众视野当中，储备性政策是指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超前研究和拟定可供选择的政策。这主要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要针对情况的动态性。因为国内外经济形势是动态变化的，因此，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根据形势的动态变化及时做出相应调整，这需要超前储备；二是针对情况的复杂性，需要反复研究和拟定；三是针对情况的不确定性，需要提出多种备选政策方案；四是针对一些情况的突发性，需要事先预做应急准备。在不确定增加的现代社会中，加强“储备性政策”研究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而担当“储备性政策”研究的主角就是智库。

一、智库的基本内涵及社会主义国家智库的特性

智库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是指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综合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智库的主要职能在于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智库首先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类型智库机构才逐渐发展起来。短短三十年间，中国的智库机构从最初的官方智库发展到如今官方与民间智库并存的局面，前者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后者有天则经济研究所和零点调查咨询等民间咨询机构等。而在社会主义中国，不管是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因其自身成长的独特社会环境以及所受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逐渐形成了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1、社会主义国家智库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主要孕育载体

国家哲学可定义为通过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是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以及规范国家行为、社会生活的方法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因其自身的科学性、群众性和实践性，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一直起着以下三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提供社会主义国家运行、社会发展的方法论；论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对政治思想变革起到先导作用（于今，《科学新闻》2005年第23期）。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智库，其性质和目的必然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国家智库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通过对社会主义政权运行本质的深入研究而提出相应治理国家、发展经济所秉持的国家哲学理念，以最终支撑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定运行。

毛泽东同志曾经强调党要有“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国家要有“统一意志”，讲的是共同思想基础建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最大限度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更好地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进一步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合力。社会主义国家智库，固然具有作为智库的一切本质特征和功能，必须充分挖掘人们的智慧，以使得各种观点相互激荡，各种智库机构充分开展交流与合作。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主要孕育载体，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的“语言”和“意志”，激活全党全社会的智慧，凝聚全党全社会的力量，进一步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合力，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智库的本质任务。而社会主义国家智库也必然会在今后进一步的成长与完善中履行这个任务。

2、社会主义国家智库唯一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利益

我国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党执政“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集中社会最广泛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建设。我国的政党体制使得多党制所遗留下来的各党派为党派利益进行纷争而忽略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不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智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库，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提供长期的、可持续的、具有战略性前瞻思考的发展政策建议。单一的服务目的决定了社会主义智库所提出的政策成果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发展可适性。

3、社会主义体制内官方智库独领风骚，体制外智库机构辅助发展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库机构的成立和发展都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智库还处在初级阶段，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还比较低。隶属于各级党政部门的体制内官方思想库，作为党政职能机构在获得强大政府支持充分发展、壮大力量的同时，不可避免的缺失了作为智库机构所应具备的高度独立性和科学客观性。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外智库因为成立发展较晚，还未形成自身完善而高效的运行体制，现如今多因其独立核算和自负盈亏性质而缺乏有效而固定的发展支撑。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库领域形成了官方智库一支独大、民间智库辅助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二、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智库

1、智库选题设置的多样性和兼容性

社会主义国家智库的选题应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原则来进行。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么何谓“中国特色”？这需要各级智库把其作为国家哲学来研究、构建，为未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储备。“中国特色”所涉及的领域不仅要包含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等，还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太空等新领域。这就需要智库对“中国特色”进行多方位、多领域的交叉研究，要体现出多样性和兼容性。这种多样性和兼容性，看似松散和自由，其实有着明确的研究和行动指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只要智库围绕着这一指向进行研究，就能实现各级智库的有效整合。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核心理念指导下，智库机构要走向国际化，深入研究国外西方哲学思想下的治国理政理念，借鉴并同时创新性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策策略。

2、构建中国特色的智库群

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应形成集体作业、多层分工协作的“百家争鸣”局面，为此，我们提出“智库群”的概念。智库群是由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的类型、性质和不同等级规模组成的智囊团体，通过论坛、座谈会辩论等形式实现智库之间的联动和功能融合，最终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形成合力”的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智库群，首先应允许官方与民间智库、专业智库与综合智库等各种类型、各种层级的智库并存；其次应建立智库联动机制。目前我国的智库大多是单一型智库，如超豪华阵容智库——中国的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定位在经济领域，其它智库也仅仅将其研究重点局限于某一领域，而现实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却是复合的、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和构建的。这就需要各专业智库通过论坛、座谈会、演讲、报告、图书出版等形式，不设定底线地进行讨论和交流，以实现优势互补，为未来决策服务。

3、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民族性和国际性

提起智库，人们马上会想到美国、欧洲等著名智库，其实在中国，智库这个概念萌芽于战国时期。中国自古以来的“谋臣”、“养士”制度就孕育了颇具雏形的中国智库最早存在模式。因此，新时期中国特色智库建设就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和国际性两相融合的特征。

首先，中国古代智库模式集中表现为官方智库，民间智库的声音相对非常微弱。中国古代智库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等仍会对今天的中国智库或多或少地施加影响，毕竟历史与文化的纽带是切割不断的。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智库长期以来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如养士、谋士、幕僚、幕宾、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均以其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智慧，运筹帷幄辅佐领导者决策。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古代官方智库参与决策的途径主要包括朝议（或称为廷议）、部议、集议、奏本等。朝议、部议等又有不同形式，如朝议有例行性的朝参、根据需要临时举行的廷议、仗下谋议、垂询谋议、奏章谋议等。总结来讲，战国时期各国贵族争相“养士”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企求得到助力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发展到近现代，智库的概念已转变为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相伴而生的产物，成为发达国家政策咨询中不可缺少的机构，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智库模式。

其次，中国传统战略思维对智库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智库孕育并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其自然也就脱离不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始至终均深受传统战略思维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治国安邦策略中，其战略思维就是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战略思维具有层次性，如大战略（国家战略）思维、大哲学（国家哲学）思维、军事战略思维、军种战略思维以及核战略思维等。层次越高，对思维方法的深度、广度与艺术化特别是创造性的要求越高。战略思维就是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谋全局、虑长远、站高层的思维（于今，《学习时报》2008第419期）。总体来讲，中国智库近千年来的发展充分参考并借鉴了以下几方面可传承的战略性思维：

（1）辩证思维。《易经》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了“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等富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观点，开启了中国人辩证思维的习惯。而智库机构在作出决策性建议的同时正是基于深厚而广泛的辩证思维影响。

（2）系统思维。基于“天人合一”理念所形成的以综合性为主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朴素的、原始的系统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在战略思维上就是注重从整体上、从事物的有机联系上来考察国家安危存亡等重大问题。

（3）谋略思维。中国战略文化蕴育并形成了“贵谋崇智”的传统，军事谋略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西方重视实力不同，中国则更注重谋略运用，显示出鲜明的东方思维特色。

（4）中和思维。“执两”、“用中”、“行权”是中国古代“中和”思维的主体内容，强调既要遵循常理，使对立物达成和谐的统一，又要适时实施权变，因时因势行权，防止过或不及。

（5）变易思维。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强调人的认识必须因势而变化，在变革事物方面要善于择时、因势、适度并善于变通等。

中国传统战略思维在智库内生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文化夯实和积淀作用。但在构建中国特色智库过程中，同样要学习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的先进管理经验、议题遴选方法、政策评价原则等，体现国际性，要在传统战略思维统筹贯穿的前提下融合现代管理思想及工具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可量化性。同时，我们要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智库的精华思想，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智库体制。

4、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若离”关系

在中国，任何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机构都不能完全摆脱政府背景影响，即使在美国如此发达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智库也都有自己固定的党派立场。智库机构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脑”作用，就需要在保持与政府决策机构畅通沟通的同时精准定位自身的学术政策研究立场。在世界各国，智库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界限是比较难划分的，双方都以最终影响政府决策为目的，但两者不同的是智库不代表某一特定选民说话。在美国，智库机构中有的很清楚的为某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但这并不等同于倾向于某一政党。

5、进行智库机构改革，建立高效运行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

在智库内部机构设置上，要明确以研究部门为核心，其余各部门围绕研究、服务于研究部门的指导思想，为学者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在研究人员的配置上，要大胆启用不同学术背景的综合型人才，结合政界、学界和商界三大类型精英人才，实践型与理论型人才并用，高级研究人员配备研究助理，充分发挥各层次研究人员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如此最高级别的官方智库，要充分开发并整理高级顾问和自身研究人员的个人渠道优势，善于整合研究资源，加强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最终保证了智库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也保证了思想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6、大力发展民间智库机构

新时期，应大力发展民间智库的独特力量来补充政府官方智库机构的政策建议盲点，充分发挥民间智库与政府机构关联性较弱、相对独立的特点，承担起批评与建构的责任。民间智库可以针对当前的政策事态依靠民间智慧提出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政策建议。因中西方社会结构形态的差别，中国民间资本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得到有效的释放和发挥，因此中国的民间智库机构始终因资金支撑问题而步履维艰。这就需要社会各界在开发民间智库资金来源渠道的同时，不断完善资金筹措和管理机制。

三、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智库的现实依据和现实意义

智库，代表着国家“思想库”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智库的建立和源起有其自身独特的现实依据。主要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改革开放开始、冷战结束之后，国内外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和技术化。多边关系错综复杂，政府决策机构急需外脑补充，社会主义国家智库作为政策决策咨询机构首当其冲地担当起政府机构智囊机构。 2、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导致政府对信息垄断的瓦解。中国普通百姓对政治信息有了多渠道、深层次的了解，由此而促使民间智库机构对于政治经济决策的深入分析，而因此对政策决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3、进入社会发展高风险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社会主义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人均GDP已于2008年登上了3000美元的新台阶。与此同时，政府规模和体积的膨胀和普通民众对于部分政府官员的产生信心危机使得社会出现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主义国家智库在引导社会思潮、教育民众、批评与建构政府行为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总体来讲，社会主义国家智库通过研究和分析,提出新的多元化政策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集中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作用：

（1）时政问题分析与解构。智库必须协助决策者深入分析公共问题的结构并且能够深层次解答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比如针对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 金融危机，各国智库需在金融危机的萌芽阶段根据各项经济环节分析提出全面的经济发展预测，并对经济形势做出预警性判断。政府决策机构需要依靠智库作为第三方独立学术研究机构来提供政策性的参考意见。

（2）提供稳妥议案，影响政府决策。智库应当根据决策者的意图和要求，提供全盘性的政策设计方案，已使得国家资源的有效配置，充当决策者的“外脑”。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皆以进行政策设计、提供政策方案为己任。大型思想库经费充裕，资源丰富，能够对范围广泛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也比较大；小型思想库资金有限，资源不足，往往只能专注于公共政策的某一领域或者某一特定方面。

（3）提供政策舆论思想，引导社会思潮。智库的另一项主要功能是探求和形成新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虽然短期内政治上未必可行，但经过长期反复地倡导，有可能逐渐为决策者所接受，并最终获得足够的拥护者以至立法成规。

智库内的专家学者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精英人物，它们的思想观点对于当下社会思潮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思想库既研究社会思潮,，又引导社会思潮。由于各国媒体机构通常不具备对重大政策进行独立分析的能力，因此通常对于智库内的研究成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经常在进行新闻报道和评论时借助于智库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一方面来讲，各种类型“智库”为媒体提供大量新颖的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而最终成为媒体的亮点；另一方面,媒体又成为各国“智库”政策主张传播的载体和主要推动者，起到放大或者缩小思想库影响的作用。正是通过循环的联动效应使得智库的思想得以在社会群众中广泛传播。

（4）储备人才资源，政学界“旋转门”。世界各国“智库”的成立背景和研究人员构成有其独特的共同属性。智库通过承接政府部门相关研究课题来实现自身研究型人才的历练和培养，成为政策研究型人才及未来决策者的培养基地，同时他又是网罗社会各个阶层精英群体的“俱乐部”,充当人才流通的“中转站”；智库机构既为前政府官员提供容身之处,又为新政府决策机构输送储备干部。在中国已有的高级别智库当中，其组成研究人员有的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学界精英，他们在政、学两界游刃有余、进退自如。“智库”作为旋转门，是一个人才培养和交流互动的平台，必将在今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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