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宿者和“生活保护”——从横滨的寿町看到的日本

少有人知的“Doya街”

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都有被称作“Doya街”的贫民街区。“Doya”是日语“宿”（意旅店）一词的发音YADO的倒读，指廉价的简易住所。“Doya”大量集中的地区，就是“Doya街”，用英语来说，大概最贴切的表现就是“skid row”——贫民窟吧。总之，就是那种主要由男性构成的类似贫民区的地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阪的釜崎、东京的山谷以及横滨的寿町。

失业者、婚姻破裂者、付不起房租而无家可归者、刑满释放后走投无路者……对抱着这样或那样苦恼的人们来说，“Doya街”是他们最后的避难之地。在那里，他们既不用出示身份证明、准备定金、押金，也无需保人，就可租到廉价的住处。如果在以前，他们或许还能找到一份日工，拿到一份虽不算多，但也够吃够住的工钱。

知道“Doya街”之存在的日本人，其实并不很多。而在那些稍事了解的人们的印象里，那里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聚居地。20世纪60年代的民谣《山谷蓝调》（冈林信康）、演歌《釜崎人情》（三音英次）等，描写的便是这些人们的生活。

从工人街区走向福利街区

我工作的大学在横滨市，当地的“Doya街”寿町，位于横浜市中心的黄金地段。附近一带有职业棒球横滨DeNA海湾之星队的主场横滨球场、时尚的元町购物区以及热闹的中华街（唐人街），几乎看不到韩文招牌。然而，寿町的大多数简易旅店都是旅日朝鲜人经营的，因此它又有韩国城的一面。

图：左图，在寿町参加由基督教志愿布教者主持的活动，便可获得免费餐。这在英国被称为“sing for your supper（用歌声换晚餐）”，在寿町则叫做“用阿门换拉面”（因为免费餐多提供面食）。右图，排队领取救济餐的情形

我从事研究寿町这样的“Doya街”已有20年余年，期间，它们实现了从打工者街区向福利街区的巨大转型。

1993年我初访寿町时，住在简易旅店的人多数都是打日工短工的。他们每天一大早起床，大约四、五点钟就出门去寻找当天的工作。寿町有一个被称为“寄场”的街道劳工市场，主要由黑社会从中斡旋日工短工工作；另外还有两处职业介绍所，分别由厚生劳动省和神奈川县管辖。

然而，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劳动市场对日工的需求剧减，于是，90年代中期以后，短工工人的生活状况发生了突变。原本日工短工工作多见于建筑市场，日本的建筑业呈承包商、次承包商、第三承包商这种金字塔结构。位于最下层的就是打日工短工的工人，他们只在工地工作繁忙时节才会作为临时工受雇。因此，泡沫经济崩溃招致的不动产价格暴跌，给他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你可以看到很多工人为占到一个哪怕是稍许有利的位置，在职业介绍所6点15分开门的好几个小时前就已经来排队等候了。

转眼到了90年代末期，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寻找工作已不再抱希望，职业介绍所也开始变得门庭冷落了。与此同时，因付不起简易旅店房费而沦落为无家可归者的人随之增多，露宿街头的人数，在寿町周围有数十人，集聚在附近的关内站、横滨球场屋檐下的则多达数百人。

《自立支援法》实施，露宿者减少

近年，横滨市的露宿者人数与以前相比有了明显减少，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趋势。据官方公布，2014年日本的街头露宿者为7508人，比2003年的25296人，有了大幅减少。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2002年《有关露宿者自立支援的特别措施法》的实施。该法是一个以10年为限的法律，但于2012年又将期限延长了5年。根据这个法律，国家和各地政府推进了收容所的建设，以帮助无家可归者摆脱露宿街头的生活，重新回归社会。

位于寿町的“Hamakaze”就是这样一个援助露宿者的设施，而且它是以支援无家可归者为目的的永久性建筑，这在日本是独一无二的。这座七层楼的建筑，共有250个床位（男性230个，不同楼层另有女性专用的20个床位），一般是四人或八人一个房间。

至于居住期限，低层最长为30天，高层最长为180天。而高层仅限于那些已找到工作并在积蓄租房资金的人使用。不过，低层虽不可连续居住，却可多次申请利用，而两次入住至少必须间隔一个月时间。因此，有的人在“Hamakaze”住一个月后，出去露宿一个月再回来，周而复始地反复着这样的生活。

在寿町，领取救济金者占八成

除了《自立支援法》外，另一个露宿者减少的重要因素，就是受到“生活保护”(※2)的人员增加了。“生活保护”是日本社会保障中的一个重要救济措施，它是根据日本国宪法第25条——“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而制定的。

过去生活在“Doya街”的人们，常会被有关方面以居无定所为由而拒绝支付生活救济金。但生活保护法中没有这样的规定，它是各地政府独自制定的方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颇具讽刺意义的状况，即最需要得到福祉关怀的人们，甚至连救济金申请都无法办理。

于是，以寿日工工会为中心组成了“保证衣食住！争取生存权 寿之会”这个组织，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有关部门在90年代中期取消了领取救济金需有永久居住地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来，领取救济金的人员大幅增加。生活在寿町简陋旅店里的大约6500人中，20年前几乎都是打日工的工人；而如今，他们当中八成以上都依靠救济金生活。

福利制度与财政赤字的两难困境

日本的“生活保护”，从世界水平来看是相当宽厚的。救济金每月约8万日元，还有5万日元的房租补贴，而且享受免费医疗。只要不乱花乱用，房租、伙食费是足够的。过去日工工人被视为好使唤的一次性劳动力，一旦年老体弱，就象破铜烂铁般遭抛弃，甚至有人惨死于街头。与昔日相比，如今的社会环境可称得上已经相当“人性化”了。

但是，这样的好景有可能不长。在寿町靠社会救济生活的大约5000人只不过是巨大的冰山之一角。全国接受“生活保护”的人数，1995年为历史最低，共882000人；之后呈逐年上升趋势，2014年6月达到2158000人。而另一方面，国家的负债超过了1000万亿日元，寿町所在的横浜市也在为财政赤字而苦恼。迫于这种情况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大概是早晚的事情。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在2013年做出了将生活保障支付标准最大降低10％的决定。

所幸的是，目前寿町的那些迈入老龄的原日工工人们，晚年生活还算不错。街区里接二连三地盖起的护理设施可供他们利用，或接受护理、膳食服务，或在必要时坐上轮椅请人把他们送到日托中心。福利的恩泽能够如此惠及到生活在大都市最底层的人们，令我无法不为之感动。

注：

(*1)^年末年初在贫民区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并不乏带有一些政治色彩。具体包括游行、救济、文化义演、义诊以及维护过年安全秩序的自愿巡逻等——译注。

(*2)^日本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种对穷人和各种弱势直接发给金钱的社会福利,资金一半由地方各级政府列入财政预算,另一半中央支付——译注。

作者介绍：

汤姆・吉尔，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系教授。1960年生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博士（社会人类学）。20年来从事对日工工人、街道劳工市场、露宿者的调查。出版了主要以横浜寿町为调查内容的博士论文“Men of Uncertainty: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ay Laborers in Contemporary Japa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其他著作还有《凋零在日本城市街头的阳刚之气——对露宿男子而言的自立之意义》（Sabine Frühstück and Anne Walthall编[Recreating Japanese Men（重塑日本男人）]，明石书店，201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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