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呼唤“大国心态”

为什么我们要“一带一路”?

第一，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西方国家，美国、欧洲的消费能力在下降，它的储蓄在增加，靠借钱来消费的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对东方制造，我们大量出口、大量顺差的这种模式要进行新的重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新的市场，需要有新的发展模式。

第二，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

第三，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TPP\TTIP需要第三极来平衡。这个世界除了泛太平洋、泛大西洋合作之外还需要第三极，而且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第三极。中国应该积极加入。这第三极主要的部分恰好都在咱们这“一带一路”之上。

从国内的角度考虑，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开放战略，过去三十年的开放战略是什么呢?是引进来的战略，我们把国门打开，把资金引进来，产品卖出去。这种开放的模式，现在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

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因此有一大批产业要转移，一种可能是转移到西部，但是西部的工资也不低，相当部分要不断地转移出去，这需要一个承接。

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们“引进来”的开放模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从去年开始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净投资国，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到中国来比咱们中国直接投资到外国去还少，而且这个速度一旦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对外投资是每年有20%、30%的增长，而引进来的投资每年是百分之几的增长，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如果说2002年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投资还几乎为零，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巨大。

从中国内生经济这个角度来说，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战略，一种新的开放模式，就是在“引进来”的同时要大规模地走出去，甚至我们走出去规模比引进来规模还更大，因为中国是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的投资消耗不了这么多，一定得走出去。

基于这些，从国际宏观环境的需求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我们需要一个新战略，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个开放战略我们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而这“一带一路”，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一”字上，它叫“一路”，叫“一带”，实际上这是我们新的未来开放的一个大战略。

从这个意义出发，就可以发现，现在我们的“一带一路”，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那种“带”和“路”的概念。在这里包括的国家有65个，人口是4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这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更大范围的开放。

而这65个“路”、“带”国家，整个的外贸、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而且预计未来的10年，在这65个我们称之为“一带一路”上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全球1/3，真正成为第三极，如果说其他的泛太平洋、泛大西洋是一极的话，我们这里出口达到1/3的话，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三极，当然这里有很多重复的部分。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65个国家里，多达35个以上的国家人均GDP才3000多美金，和我们有一个发展的差距。而这些人口就有将近30亿，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可以创造非常大的市场。

从国内来说，“一带一路”把国内需要大力发展的大力开发，特别是在“一带”上，把我们的西部大量开发，在“一路”上，实际上跟欧洲经济圈相连，跟亚太经济圈相连，这“一带一路”恰好把整个世界给联接起来了。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

一方面是资源互补，市场共享，而且在这里面还有充足的资金，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些国家是资金过剩，一些国家是资源过剩，一些国家有劳动力资源，一些国家有市场，它们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

这一“带”里面包括新亚欧大陆桥，中伊土走廊，中新走廊，中蒙俄大走廊等。基础设施要优先铺设好，首先要把路打通，要把通信打通，这些基础设施是首先要做好的。

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兴起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包括发达国家。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亚洲国家每年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还有油气管道、电力通道、通讯的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要投资在“一带一路”上，特别是在一“带”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是很重要的投资方向，而这个领域恰恰又是中国的强项。

说这是中国的强项，不但在于我们有很强的土建或者说建设基础设施设计施工的能力，还包括我们有很强的资金能力，因为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钱，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储备，也有一定的设计能力，可以带资参加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这应该说是各国非常欢迎的。而基础设施的投资，根据在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长期工作的经验看，一般说来，它的投资回报都是相当稳健的，而且都会造成很多很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所以投资基础设施的风险相对比投资其他的更小。

我们这个“一带一路”，跟一般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种国际组织不一样，不是“把这条路修完了就走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业产业同时走出去，跟它进行对接。有了基础设施，产业进去就容易，能够发展，可以减少它的成本。反过来，有了产业进去，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还得起这个钱，才能有经济效益。而我们现在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大量外迁，要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去，另外其他的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像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等，都可以作为我们到国外投资的强项。

最后，有些过剩的产业也可以向这些国家进行转移，这些都是别人非常欢迎的。除了这个之外，在“一带一路”里，我们还有强大的金融支持，现在几个机制都在设计中，都在推动中。例如马上要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1000亿美元，还有包括现在的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等等。不但钱有了，而且有很好的机制，能够使这些资金得到相对比较安全的使用。

“一带一路”风险何在?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的大战略，当然这里存在着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首先是大国关系问题，中美、中欧、中日之间和“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相关国家都怀有很多的疑虑，这个怎么处理？对俄罗斯来说，“一带一路”是它长期的合作范围，我们在推动中亚一路的时候，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一带一路”里，南亚国家是我们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在这里又是印度传统的势力范围，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很关键，这首先是对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很大挑战，而这些需要智慧，需要我们有很好的设计。

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特别是政治、社会、法律之间的差别过大。这都让我们的投资者，不管是政府的投资还是民间的投资，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这里还涉及到政局、民族、宗教的矛盾，又特别复杂。所以在“一带一路”，特别是在一“带”里，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好深入的研究和处理。

除了外部风险之外还有内部的风险，内部风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国民有没有一种大国心态、大国风度，特别是要有一种大国能力。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提出的大规模推动，过去都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IMF提出一些东西我们参与，而这次我们是发起国，在这里，我们就需要一种大国的心态。

所谓大国心态就是我们要有肯吃亏的想法，我们要考虑别人的利益，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方面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舆论界、学术界、政府，包括老百姓，准备好了没有?特别是体现出大国的能力。比方说，你要拿出很好的规划，很好的计划，而这个规划和计划不能只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还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让别人也能真正的跟着你走，这个能力要求非常高。

同时，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相当不足，那么走到这样的恶劣环境里我们能不能生存?我们的企业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大规模地走出去，快速走出去，这里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包括我们承受风险的能力，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能力，而且包括整个风险分散的机制有没有，我们的金融体系能不能帮助企业把这个风险分散掉，目前这些都是不足的。

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风险，例如保护主义的风险、产业本身的风险、汇率的风险、金融的风险，还有社会的风险，投资国对我们发展这些领域，对环境的要求，对法律的要求，对社会的要求等。我们能不能真正达到一种共赢的局面，这些都是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的时候面对的巨大风险与巨大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学习。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出去、不得不推动的时候，对这些潜在的风险就需要格外的谨慎，需要格外的努力，需要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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