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如何和利益攸关大国进行政治协调？

王海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访问中亚国家时提出的中国对大中亚国家经济大合作的战略构想，是新形势下中国扩大“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同时也是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大动作、贯彻新型义利观的大手笔。

构想提出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得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国家的广泛响应。由于习近平主席对构想内涵的解释比较原则，作为国家元首的演讲也不可能对此作出详细阐述，政府有关部门亦未来得及充分阐释，各方解读出现不小差异。因此，欧亚问题研究界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和解读。

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谈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提及，这是一种“创新合作模式”，要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做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根据习近平主席的解释，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基本内涵，大体可从以下方面去理解：

这是一个基本框架。首先制定一个框架，然后逐步充实具体内容，是中国战略谋划的习惯做法。由于是对外经济合作构想，需要与可望纳入这一“经济带”的主要国家，首先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进行沟通，并且根据其需求和愿望进行调整，以相互对接、协力推动。所有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很难从一开始就提出系统的战略规划。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应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导者、推动者，而不是包揽者、领导者。丰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应是所有有关国家的共同任务，因此，中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提出面面俱到的合作规划。但是，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原则性构想阶段，以免被外界误读、误解，或者被别有用心者曲解。

这是一个经济大合作的构想。既然是“经济带”，理所当然应以经济合作作为基本内容，涵盖多个经济领域的合作，并且遵循经济规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当然，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合作离不开政治关系作为基础，离不开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提供支持。而且，经济合作必然产生政治影响，包括密切国家关系、促进有关国家通过发展经济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合作也必然带动人文合作，深化有关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因此，习主席提出通过推动“五通”，“全面加强务实合作，将政治关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促使地区各国成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好伙伴”。按照笔者的理解，还应进一步将整个大中亚地区连接成为一个新型地缘经济板块，为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进而集结起一支新兴地缘政治力量，共同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

这是一个“经济带”而非“经济区”合作构想。在国际经济合作安排中，“经济带”与“经济区”存在较大差别。“经济带”近似于“经济圈”，有关安排不追求“紧密型经济一体化”；而“经济区”大多构成较为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关系，并且需要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经济带”的开放性、灵活性远高于“经济区”，宜双边者则双边、宜多边者则多边，以双边促进多边、以多边带动双边，自愿参与、协同努力。“经济带”的内涵也非常丰富，不是某一领域、单一项目的经济合作，而是多领域、多项目的经济合作。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言，重点应是沿途国家需要、中国能够提供支持的经济合作项目，例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金融投资、商品贸易、资源开发、科技研发等。

这是一个以广义上的“路”为重点的合作构想。“路”是关键词。这里所说的“路”不是普通的道路，而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复兴与发展，是利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油气管道以及航空、互联网、特高压和智能电网等现代科学技术建设的多维、多向的道路、信息、能源互联互通网络，其覆盖区域也更加广阔。用习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交通便利化”，“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其目标应当包括：极大地提高物流速度，扩展物流空间，降低物流成本，密切相互经贸关系；实现亚欧大陆两端国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直接联通，为亚欧大陆腹地国家东出太平洋、南下印度洋、西达大西洋提供便利。这是一个覆盖古“丝绸之路”沿途主要地区的合作构想。古“丝绸之路”有多条路线，主要覆盖亚欧大陆中部地区。从现实可能及中国战略需要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重点也应是亚欧大陆中部地区，即大中亚地区、中国西部大周边地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所在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具有排他性，欢迎区域外国家提供支持、参与共建；但是吸收哪些区域外国家参与，必须以沿途国家的需求作为基本考量，而不能盲目吸收区域外国家参与，更不能允许某些区域外大国以参与为名进行搅局。当然，从长远发展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必要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向亚欧大陆更广阔的空间扩展。

这是一个秉承“丝绸之路”精神的合作构想。古“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和平、合作、和谐”精神，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血与火的宗教东征和殖民战争所开辟的掠夺、奴役、压迫之路完全不同，与霸权国家所力推的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深层目的的类似计划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丝绸之路”精神符合21世纪“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时代要求，甚至可以视其为西部大周边国家的“普世价值”。“丝绸之路”精神与“上海精神”所倡导的“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理念完全相通，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于弘扬“上海精神”、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常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是惠及三四十个国家30多亿人口的宏伟事业，实施后将是中国对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贡献。

“丝绸之路”发端于2000多年前的中国，这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广大地区的商旅之路、文化交往之路和友谊之路，以其对人类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载入史册。今日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无疑是续写古代曾造福于广大民众的美好篇章，意义重大。但世界变了，时代变了，今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意义和内涵远远超过古代“丝绸之路”，赋予强烈的时代气息。该战略构想涉及政治、经济、人文、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但其拥有的“和平、友谊、合作、共赢”的宗旨与古老“丝绸之路”一脉相承，没有改变。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起码要实现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五通”目标，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试想，“五通”若能实现，在亚、欧、非三大洲即使不是全部国家，也是在相当多国家做到交通通讯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货币自由流通，人员彼此友好往来，这将是何等美好的景象。做到这一点，各国之间不仅贸易额会大幅度提升，政治不信任会有效化解，而且通过互通有无、互惠互利，达到双赢多赢、共同发展。正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带来如此美好的前景，受到有关国家的广泛欢迎。2014年3-4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四国，法、德等被访国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反应积极，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不过，由于这个战略构想涉及众多国家，而各国的国情又不尽相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诉求和利益。虽然说该战略构想总体上符合各国的利益，但也会有局部难以契合。目前来看，欢迎和赞同声音多于怀疑和反对声音，这就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和良好的民意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也可以称做是优点，这就是它摒弃意识形态的羁绊，通过利益链条将有关国家联系起来，强调通过友好合作达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而实现的手段是通过友好协商、求同存异，最终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情，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欲建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使有关国家充分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使有关国家认识到中国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不是为谋一己之私，不会伤害它们的利益，愿意接受它，这需要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笔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难点不少，在中国国内和国际方面都存在，包括理解的误区和实施的阻力。

国内方面：一是目前在部分单位和个人中存在理解方面的偏颇。例如，过分强调该战略构想是为发展中国西部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解决新疆面临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因此，忽视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国家战略，弱化了其战略性，考虑不到这是需要举全国之力完成的事业，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对这项事业关注不够，甚至认为与己无关。二是存在解读片面的情况，只强调“五通”中的某一项。例如，只强调推动运输走廊建设，而忽视“五通”的其他方面。三是只看做是政府的事情，所有工作都要由政府包办，忽视一切有愿望、有能力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分所有制形式都可以参与。四是存在“赶集”现象，不管是否具备条件都想一试。某些人不是为了从事与他国“共赢”事业而走出国门，而仅仅是为牟取个人私利前往。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一些单位和个体户为牟取私利而干出一些有损国家形象的事情，其不良影响很长时间都难以消除，这个教训不能忘记。

国际方面：一是俄罗斯迄今仍不十分积极。普京总统虽然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持积极立场，但他只强调运输方面的协调与合作，而对政策沟通并未提及。可以认为，俄罗斯对如何处理其主导的统一经济空间和未来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问题还没有相对成熟的方案。由于俄罗斯是统一经济空间的主导国，其立场多少会对中亚国家有所影响。中亚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可逾越的地区，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如果它们口惠而实不至，势必影响构想建设的进程。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有三四十个国家，它们分别属于若干定位并不一致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各国虽然都是独立主权国家，但也不能完全违背已加入的国际组织对成员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规定。因此，欲做到政策沟通，特别是在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就会产生很大阻力，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三是构想覆盖地区是安全问题多发区，民族、宗教、领土纠纷、资源争夺、毒品、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引起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国家间信任度较低。四是目前已经存在的一些所谓“计划”，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等，也存在对构想建设的干扰。五是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也会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参与程度。

基于上述问题，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似应做到：第一，对构想要全面理解和正确解读，使国内和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认识，避免产生误解，特别是要求国内各地区、各部门能形成统一的认识，避免各行其是。第二，要对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本意、欲达到的阶段性目标和大致的实施计划，以权威机构名义通过白皮书或其他有效方式昭示国内和国际社会，以发挥解惑释疑和舆论引导的作用。在此之前和在推进的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国内外各方面的意见，修正计划和解决实施中产生的问题。第三，在鼓励国内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参与的同时，防止落实冲动，一哄而上。要做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第一步一定要走好。政府要加强监管，切忌放任自流。第四，要通过市场手段带动“五通”建设，政府要肩负政策沟通的重任，还要对经济活动履行监管责任。第五，对构想实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急于求成，指望一蹴而就。“五通”是齐头并进还是孰先孰后，如何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要根据各国国情不同区别对待，不必划一，争取做到成熟一项就解决一项，谈成一国就签署一国。从战略角度考虑，应优先考虑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建设进程。第六，处理好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特别是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使区域性国际组织能做到密切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助力，而不要成为阻力。第七，做好信息工作，与该项事业有关的理论研究也要跟进和配合。

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初衷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亚欧大陆充满了血与火的经历，只有古“丝绸之路”是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友好之路。古“丝绸之路”的价值和理念在于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国之所以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是希望发掘古“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在全球化的今天，把古“丝绸之路”的价值理念发扬光大，实现地区各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初衷。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首先，它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等原因，中国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相对落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数十年后，东西部发展差距过大依然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全局的最大短板之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解决国内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举措。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将会有大量的资源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在“丝绸之路”上将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极，引进产业、聚集人口，从而加快中西部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中西部各省都在积极运筹，希望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下，能够抓住新的机遇，带动和促进本地区的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要寻求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前沿，且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从1999-2012年，中国的前七大贸易伙伴始终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香港地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外部环境均发生巨大变化，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的萎缩，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引起的连锁反应给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新形势下，要改变以往过于依赖美、日、韩及东盟市场的被动局面，通过中西部地区扩大向西开放，加强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地区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金融合作，从而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从国际视角看，“丝绸之路经济带”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凹陷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的经济圈落差巨大，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但此地有横跨欧亚和与中国接壤的地理优势，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民众的普遍诉求。“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在空间上形成串联中外的轴线，成为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互惠互利、交流合作的纽带。从长期发展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进一步推动亚欧大陆各国的经济合作，促进各国经济发展，进一步改变整个亚欧大陆的经济版图。这一战略实施的终极结果将会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而构建国际政治、文化新秩序。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跨亚欧大陆，绵延1万多公里，途经近40个国家，总人口近30亿。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就分为北、中、南三线，将亚欧大陆众多的国家连接在一起。而今天，中国与亚欧大陆国家的合作日益密切，“丝绸之路经济带”可通过灵活的合作方式，将更多的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目前国际上已有多个“丝绸之路”计划版本，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的“新丝绸之路”、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伊朗的“铁路丝绸之路”、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路”项目等。比较这些计划，最突出的特点是，制定者本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路构架蓝图，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调自己的“连”和“通”，目的是一方面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让竞争者边缘化。由于多种原因，这些计划或已停滞，或困难重重。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从中得出的最重要借鉴是，有关各方应努力协调，找到彼此间利益共同点。只有兼顾地区各国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立足于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丝绸之路”的全面复兴。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开展合作顾虑很多，落实多边项目受到资金的制约，需要探索一种各方都能受益的合作方式。与欧盟的“竞争导向的一体化”安排不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更注重依靠区域主体自身的文明特点、发展特征、资源与制度禀赋的优势来形成发展的合力，实践一种“合作导向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税制、劳动力与货币规则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和有效途径，提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合作与交流，把地缘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的成果。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当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作出更多的贡献，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领头羊”，在扩大本国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实现与地区国家，包括区内其他大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对接，进而打造一个幅员辽阔的欧亚经济合作带，使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明确表示在经济带中不谋求大国地位，其他国家也不应谋求。“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核心和边缘”的剥削型经济关系，也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不平等经济关系，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中国提倡新的义利观，多予少取，这与霸权国家所力推的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深层目的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必须向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充分阐释这一观点，争取周边国家的更多信任和支持，避免“新殖民论”或者“势力范围论”的反弹。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开放型合作带，欢迎区域外国家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也不排除与美欧大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动手段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根本目的是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其手段就是“五通”，即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政策沟通指的是无论是西部地区各省之间，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都需要重视和加强政策协调，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形成合力。道路联通意味着需要更加注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之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互联互通为先导，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间建成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网、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网络，发展与中亚国家的资金流、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等方面的合作，这是促进和帮助区域内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未来实现大区域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贸易畅通是国家之间深化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是贸易联系的紧密化、扩大化和便利化。贸易畅通需要增进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的贸易往来，各国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在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中不断扩大贸易规模和优化贸易结构，在减少贸易摩擦和降低贸易壁垒中实现互利双赢。

货币流通是对外贸易以外经济联系深化的又一具体表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中国与沿线各国的投资往来提供广阔空间。各国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促进各国在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目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民心相通是开展区域合作的民心基础和社会基础。与相关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更需要从软环境角度入手增进交流互信，重要的是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交融、价值观的理解和渗透。各国要加强公共外交，推动智库和媒体、消费者和企业、人才间的交流互通。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必须贯彻务实灵活的合作方针，多种合作形式并举，“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积极稳妥、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合作深入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外建设应以中亚为重点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障碍和关键环节不在国内，而在国外，中亚地区应是现阶段合作的重点地区。中亚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地缘战略重要性突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使其成为大国力量和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地区。100多年前，英国地缘政治专家麦金利就曾预言，包括中亚在内的亚欧大陆的腹地是全球战略竞争的决胜点。无论从地缘和安全角度，还是从资源和文化角度考察，中亚地区对中国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中亚地区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区，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中亚国家既具备利用经济互补优势实现共同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外部势力渗透干涉以及“三股势力”等共同挑战，唯有加强合作，才能营造和平、稳定、安全的环境。进入2000年后，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3300多公里的边界已全部划定，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2013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全面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规模增长上百倍，中国成为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除双边层面外，在多边合作领域，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使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和经济合作领域有了相对完备的合作机制，未来亦可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天然的合作平台。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广阔，包括众多国家和地区，但由于中亚是中国向西开放的第一站，对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基础性和示范效应，理应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板块和核心地带。中国与中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主攻方向包括：

打造中亚国际能源合作示范区。利用好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领域的互补优势和国家关系优势，抓住中亚国家期望同中国扩大能源合作的机遇，以积极进取、务实灵活的姿态参与中亚地区的双边能源合作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能源合作，努力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加快提升石油战略储备水平。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框架内，中国与中亚国家继续拓展区域内公路、铁路、电力、通信、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合作。双方可制定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清单和投资指南，引导企业向重点领域和优先领域投资。

与中亚国家共同打造经贸合作区和开发区，形成相互依存的产业链。这种开发区不一定面积很大，但是它必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为双方共同需要，能够引领当地的工业布局，解决当地的就业，并且能够使得财政经济腾飞。中国要像中心城市发挥溢出效应一样，让周边地区得益。

（五）“丝绸之路经济带”与现有一体化组织的关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属于跨国“经济带”，其规模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带”，远景目标是构建区域合作新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传统的区域合作模式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区域合作是通过建立互惠的贸易和投资安排，确立统一的关税政策，然后建立超国家的机构来实现深入的合作。而“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紧密型一体化合作组织”，不会打破现有的区域制度安排。其实现途径是以战略协调、政策沟通为主的高度灵活、富有弹性的方式。“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避免出现“面条碗”效应。“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已有多个区域性合作组织，存在多种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中国发起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一体化、美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欧盟的“新中亚战略”、土耳其倡导的“突厥语国家联盟”、海湾国家合作理事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这些地区组织的一体化机制功能相近，却不能互相代替。“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上述地区合作方案的竞争者，而应与区域内已有的制度安排共同发挥作用，同时避免出现“面条碗”效应。

第二，未来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缺乏主导国与推进制度建设之间的平衡关系。国际区域合作的实践表明，缺乏公认主导国的一体化往往存在内部合作凝聚力不足。从长远发展看，中国有可能成为新的区域合作的主导国。中国要设计如何在一对一合作的同时，展现多边合作体系下的领导责任的合作机制，同时要有规则制定意识。不做制度安排不等同于不搞制度建设。国际上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实践表明，制度和法律建设十分重要。从操作层面看，中国可率先着手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机制，系统推进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第三，要处理好与地区大国的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大国角力的舞台，中亚于俄罗斯、南亚于印度都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政治与安全利益。中俄是亚欧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印度是南亚大国，没有这些国家的共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十分困难。中国在该地区要找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加强与这些国家在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的沟通和协作，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商路之所以能够载入史册，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普通的贸易通道，而是促进不同民族和地区友好交往、使沿线不同国家共享千年繁荣的和平之路、合作之路。“经济带”作为区域合作的一种方式，依托便利的交通或自然条件，形成合理的生产分工和贸易结构，促进区域内地区和国家的共同发展。把“丝绸之路”与“经济带”合为一体，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合作理念与合作方式。

新“丝绸之路”具有良好的人文与政治基础

首先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传承。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东起中国汉、唐两大王朝的都城长安，经河西走廊和新疆，而后穿越中亚、西亚到达欧洲，全长7000多公里，延续2000多年，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和非洲各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也是沿途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古代经济奇迹。各国不仅开展商品贸易，也共同保障、维护通道的安全。“丝绸之路”的发展经历了多次较大的起伏，一般来说其繁盛与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例如，中国的唐朝社会经济空前发达，“丝绸之路”也达到了一个顶峰；同样，沿线其他国家如果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中转站和集散地就越多，可供贸易的商品也越丰富。“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古代“丝绸之路”在当代的伟大复兴，平等合作的精神将会继续发扬光大。

其次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拓展，国与国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相互依存度提升；另一方面危机的传导作用增强，各国抵御经济风险和贸易保护的意识增强，出现了形式多样的重重壁垒。亚欧大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边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另一边是经济技术独领风骚数百年的欧洲，中间则是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的中亚、西亚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增长迅速，投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助于消除障碍，为开展多边合作创造条件，使各方充分受益，实现共赢。

再次是双边政治关系的提升。“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尽管存在巨大的制度和文化差异，但普遍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希望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都逐步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例如，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已经彻底解决了边境纠纷，签署了包括《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双边文件，近几年中国与中亚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成为该地区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这些国家彼此都把对方视为外交布局当中最优先的方向，领导人经常互访，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合作都已经机制化、常态化，人员交流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可以借此提升经济与战略价值

“丝绸之路经济带”最直观的体现应该是交通、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是其他合作的基础与前提。亚欧大陆幅员辽阔，国家众多，地理条件复杂。苏联时期，经西伯利亚建设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第一条亚欧大陆桥，但这条线路距离过长，太平洋的出发点符拉迪沃斯托克又是冬季封冻的港口，经济价值十分有限。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开始积极推动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的建设。1992年连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国际铁路联运开通，改变了中亚经济上的封闭状态，促进了中亚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第二条亚欧大陆桥概念上更广，不仅包括铁路，还有公路、航空、通讯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以及海关、过境、货运等方面的合作。这条线路路途更近，可以大大节省运输的时间，重建“丝绸之路”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出来的，成为不少中亚国家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

中亚因为处于亚欧大陆的中央，对“丝绸之路”的复兴意义重大。第二条亚欧大陆桥有助于把中亚再度打造成为亚欧大陆上的陆路交通枢纽，国际社会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一些金融机构也积极投入，出台多种多样的交通合作项目。例如，欧洲提出的“运输走廊”计划、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等，希望经高加索、中亚开通一个连接欧洲与中国的捷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中亚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全线贯通，中国为哈萨克斯坦商品提供出口港，开放了多个陆路口岸，土库曼斯坦则修建了到伊朗的铁路。来自中国、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大量廉价商品源源不断进入中亚，对中亚国家缓解国内经济危机、保证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中亚国家经济的恢复比较缓慢，基础设施陈旧，过境能力有限，加上周边安全形势恶化，中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很不顺畅，区域内的交通合作陷入困境。西方国家更关心中亚的能源开发和“民主”进程，俄罗斯则更注重建立自己主导的、具有排他性质的多边机制，巩固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双方都对中亚的基础设施缺少投资的热情，美国、欧洲的交通计划还带有防范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目的。另外，出于安全上的顾虑，中亚国家无法接受建设标准轨距的铁路，也影响了运输和通关的便利。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条亚欧大陆桥更多还是停留在构想和计划当中，无法真正实施，只是国际运输当中一个不被看好的选项之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有助于破解上述难题，推动一些跨国项目的落实，赋予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全新的生命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创新理念打造区域合作新模式

作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项重要外交倡议，共建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实际上可以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先导和基础，也可以为区域内的不同国家、不同机制打造合作的全新平台。由于线路上更加灵活，覆盖面更广，四通八达，呈现一种网络状分布；内容上也更加丰富，为相互的贸易、投资活动创造便利条件，政策上实现开放与互惠，都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应有之义。在这样的意义上讲“丝绸之路”的复兴，已经有了更高的层次，也得到了更加强有力的支撑。目前，在亚欧大陆上已经成立了一系列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等，但都遇到了投资和交通方面的瓶颈。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意识到只有加强区域合作才能有效抵御风险，扩大了对经济合作的客观要求。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其内涵既有交通、能源、金融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也有农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中介服务方面的合作，还包括科技、环保、旅游、卫生、教育、救灾等领域的交流。而且是一个开放的合作平台，可以吸纳区域外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另外，需要沿线国家的参与，强调合作共建，发挥各自的优势，真正形成经济发展的“分工协作”关系，为各国的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应该在以下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在交通领域，可以通过实施一些跨境运输合作项目，充分发挥现有的过境潜力；提高现有陆路口岸的工作效率，推动口岸设施的建设；签署多边文件，切实消除现有公路运输网互联互通方面的障碍；发挥跨境铁路联运的优势，同时推动新的铁路项目建设，把中亚的铁路与外部更多地联系起来。

在能源领域，在建设石油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同时，加强对跨国管道的维护和安全保障；建立能源合资企业，不仅联合勘探、开采油气资源，而且在油气资源的加工、运输以及新能源技术方面开展合作；上下游国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建立能源共同体，在能源的生产、市场、运输等方面形成集约化，更具国际竞争力。

在金融领域，通过建立多边金融机构和融资平台，解决项目的融资问题；帮助各国规避国际上的金融风险，共同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改善投资环境，为相互投资提供优惠条件，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同于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是一种复合的、共赢的、开放的合作与交流方式，各国可以发挥地缘上的优势，开辟一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的背景之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提供一种全新的合作理念与模式，改变过去的区域合作模式，不是通过建立超国家的机构和约束机制，而是在尊重各国利益的基础上寻求一种自下而上、自然而然的融合与互动，可以使世界的经济格局更趋合理，保证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安全，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文化交流，同时又以稳定的国家关系、安全上的相互信任促进经济的共同繁荣与进步。

[俄]A.B.奥斯特洛夫斯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聂书岭译（新疆中亚科技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副译审）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在位于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条分带应该是从中国经哈萨克斯坦到达俄罗斯的莫斯科，然后再分别通向明斯克和圣彼得堡，途中经过俄罗斯的奥伦堡、喀山等城市。若从全局利益考虑，俄罗斯无疑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这条分带很感兴趣。

一方面，这条在俄罗斯境内绵延2223公里的分带将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不仅是银行贷款。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太平洋沿岸至大西洋沿岸的货运将变得更加快捷。此外，该项目还可以成为发展公私协作关系的示范。

哈萨克斯坦尤其看重该项目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意义，因为它将带动新的铁路和公路建设，有利于改进哈南北间的交通状况。而俄罗斯对该项目感兴趣的主要有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和鞑靼斯坦共和国等地，因为它将推动这些最具活力的沿线城市的客货运输大幅增长，这些地方现有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能力早已不能满足客货运输需求。

俄罗斯原则上已经做好加入这一项目的准备。俄联邦交通部副部长A.涅多谢科夫在喀山（俄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举行的题为“建设欧洲—中国西部交通走廊”的国际研讨会上说：“横贯大陆的运输项目指的就是振兴‘丝绸之路’。这条新线路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一些国际项目中发挥巨大作用。在2015年前将为该项目的实施划拨800亿卢布。”从他的发言得知，这条交通运输走廊俄罗斯段的建设期要持续到2019年。我们认为，如果中、俄、哈三国能够通力协作，是可以如期完成项目建设的。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有人反对该项目，俄罗斯国家铁路股份公司就是其典型代表。目前，跨西伯利亚大铁路根本没有竞争者，可“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建成后，就会出现有力的竞争者。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通基础设施建成并投入高效运营，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作用就会逐渐削弱。

俄罗斯还有不少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还可能对俄罗斯的“北方海上之路”项目形成竞争。但是，笔者及许多专家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北方海上之路”项目根本不矛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是为中国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往返货运创造便利条件，而“北方海上之路”项目是为了建设一条给最北方的地区（北极区域）供应燃料、工业品和消费品，同时把那里开采的矿物运往内陆的交通干线。

西伯利亚大铁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发展实践表明，早在这条铁路的建设时期，就有大批移民被其经济潜力吸引到沿线地区来定居，结果形成了许多新的居民点。建设南西伯利亚—中亚铁路、中东铁路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铁路建设不仅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还能带动贸易、餐饮、服务、金融、教育、卫生保健等部门的发展。只要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如今俄罗斯人口比较密集的居民点几乎都在铁路沿线。尤其是在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部分的居民都聚居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地带。当“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交通线路建成后，沿线的人口也将会出现增长。

当然，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实际上受益的会是所有的经济部门和所有的领域，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建成后曾出现过的繁荣将会重现。俄罗斯首先受益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城市将有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等，相反，诸如托木斯克这些非沿线城市的地位可能会下降。从总体来看，这些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将得到完善，这主要是物流和贸易发展的需求，同时带动金融、仓储、批发贸易、宾馆饭店业、工业生产的发展，甚至推动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建设自由贸易区将是非常现实的，尤其是在圣彼得堡这样的终端城市。在圣彼得堡郊外的芬兰湾岸边，拥有建设自由贸易区或自由经济区的各种条件，就像在中国上海和深圳一样。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已经制定了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的具体规划，它比所有其他联邦主体对该项目的实施更感兴趣。鞑靼斯坦共和国不仅已建成了一条跨卡马河的长155公里的铁路，还准备建设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它被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内铁路干线的组成部分。这条铁路计划于2018年前建成，也就是赶在世界杯足球赛在俄罗斯举办之前。

中俄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竞争，后者长期在毫无竞争对手的条件下运行了近100年。因此，俄罗斯国家铁路股份公司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项目的主要反对者，它担心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货运量。所以，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让俄罗斯国家铁路股份公司承接中国东北的一部分货运，或者让它拥有未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开发企业的部分股份。

为了协调和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项目，中、俄、哈三国应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协商并制定在三国境内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具体规划，统筹三方的国家利益。应该在国家层面上作出共同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项目的决议，由联合工作小组检查监督项目实施进程，并向各国高层汇报。

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古代亚欧大陆上中西方之间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早就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是如何概括和形容这一历史活动，人们一直试图找出一个恰当的名称。19世纪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丝绸之路”最早由德国人提出，后来被中国学者认同和采纳，现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学术名词。最早提出并使用这一名称的学者是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1877-1912年，他历时35年时间撰写了《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依据的研究》一书，书中描述了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Transoxiana，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交通路线。作者时而把这条路称为“驼队之路”（dieCaravanstrasse），时而称为“贸易之路”（dieHandelesstrasse），最终作者在叙述到公元2世纪托勒密（Ptolemaeus）撰述的《地理志》转录地理学家马里努斯（Marinus）有关东西方丝绸贸易记载的时候，明确提出了“丝绸之路”（dieSeidenstrasse）这一名称。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逐步扩大了它的空间范围。1910年，德国东亚史研究专家赫尔曼（AlbertHerrmann）出版了《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作者在书中说，要把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西段延伸到叙利亚。虽然叙利亚与中国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但根据德国东方学者夏德（FriedrichHirth）的研究得知：“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以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取生丝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批西方、日本的学者和探险家连续到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察，发现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欧各国交往的许多遗址和遗物，他们在相关著作中广泛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这并把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地区都包括在“丝绸之路”的范围之内，这不仅使“丝绸之路”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的空间和内涵，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容。20世纪初以来，“丝绸之路”一词已为学界普遍接受。由陆上“丝绸之路”又衍生出了诸如“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草原之路”、“沙漠之路”等诸多名称，应该说，“丝绸之路”已经远远超越了“路”的地理学范畴。同时，随着中西关系史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也开始被人们看做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于是，“丝绸之路”几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的交流往来进一步加强，人们因而越来越注意各国人民历史上的联系，“丝绸之路”的研究获得空前的活力。1986年，联合国把“丝绸之路”研究作为“世界文化发展十年”三大计划中的第一项内容，并将其列为重大科研攻关项目。1987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次全球大会上，启动了主题为“对话之路”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1988年，作为对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计划的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启动了“丝绸之路”总体研究计划。在这一计划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五次国际性重大学术考察：1990年的荒漠路线考察（西安—喀什）；1990-1991年的海洋路线考察（威尼斯—大阪）；1991年的草原路线考察（中亚）；1992年对游牧路线的考察（蒙古国）；1995年对佛教路线的考察（尼泊尔）。通过这些考察以及举行学术会议等活动，大大拓展了“丝绸之路”研究的领域，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搭建了和平与宽容的文化桥梁。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丝绸之路”不再仅限于研究古代丝绸贸易和交通路线，而成为研究古代整个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和科学技术等。

应该说，“丝绸之路”一开始是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才开通的。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张骞的这次出使首次开拓了“丝绸之路”，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凿空之旅”。西汉末年，在匈奴的袭扰下，“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公元73年，东汉班超再次出使西域，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重新打通了隔绝58年的西域，并将这条路线首次延伸到欧洲。随后，“丝绸之路”更多地体现为与贸易密切相关的经济因素，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丝绸之路”研究都始终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年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经济作用提出了许多质疑，认为“丝绸之路”的存在毋庸置疑，但其经济的重要性显然被夸大。英国学者艾兹赫德（S.A.M.Adshead）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经济作用不大的四条理由。据此，艾兹赫德认为，“丝绸之路”的真正意义是文化的而非商业的。耶鲁大学历史教授和作家芮乐伟•汉森（ValerieHansen）也指出，贸易并非该道路网的首要目的，“相反，‘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沿着‘丝绸之路’走完全程或部分旅程的人播下了文化的种子，就像奇异的物种被带到遥远的地方，新来者在新家繁荣发展，他们与当地居民融合，而且常常吸收随后到来的其他群体”。“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或许并不繁忙，但文化交流却非常丰富，经久不衰。

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国家和地区，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士兵和海员、商队和僧侣、朝圣者和游客、学者和难民、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军之将。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意义模糊的“丝绸之路”。通过使节、驼商、僧侣、工匠和其他人员的往来，丝绸、金银珠宝、玉石、马、葡萄、苜蓿、石榴和核桃等沿“丝绸之路”得到交流。而且，“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沿线各族人民的物质方面的交流，还促进了各族人民思想、信仰、习俗、科学技术的传输和传播。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等都是经过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是由“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沿“丝绸之路”还形成了一些几种文化汇聚的区域，如巴基斯坦境内的犍陀罗文化、阿富汗境内的大夏—贵霜文化以及中国新疆境内的西域文化等。由此可见，无论是就“丝绸之路”通过的内层空间领域来说，还是就它涉及的外围空间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联系来说，“丝绸之路”都超越了丝绸本身的意义。

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处于战略构想阶段，它涉及的范围大，国家众多，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差异较大，这都给“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亟须沿线国家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参与。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充分利用这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秉承“文化先行”的理念，让参与国家了解并接受这一理念，只有这样，“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才更具可行性。

李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正在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中心，这一点已经没有人可以质疑。这一地区创造了世界57%的GDP。但是，由于该地区“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碎片化”发展趋势，各国各地区经济孤立发展，缺乏有效的经济融合，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悖。这一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游离于美、欧推动的“一轴两翼”（美、加、墨自贸区以及TPP和TTIP）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而这一进程与多边服务贸易协定将会一起构成西方主导的另一个WTO。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发表重要演讲，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第一次提出以创新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并提出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将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2014年的经济工作，要求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扩大全方位主动开放，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基础合作新空间。

“一带一路”构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新格局和周边外交战略新框架，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开放的内涵上来讲，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从开放的广度上来讲，为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实施向西开放战略，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从开放的深度上来讲，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立足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和开放。中国西北地区将通过彻底打通第二亚欧大陆桥，建设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将中亚“凹陷地带”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和世界经济中心亚太地区紧密联系起来，致力于与欧洲建设自贸区。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打通新疆经巴基斯坦到印度洋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致力于打造“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通中国西南部地区与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

“海上丝绸之路”立足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开放。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深化与中国台湾投资、贸易、金融合作。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拓宽合作项目融资渠道，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澳大利亚启动自贸区谈判。“海上丝绸之路”还可以进一步向北延伸与俄罗斯“北方海上之路”（北极航线）连接，与俄罗斯加强沿线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振兴东北战略与俄罗斯开发和开放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战略实现有效对接。2012年9月APEC峰会在俄罗斯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标志着俄罗斯启动新的亚太战略，西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制裁促使俄罗斯加速战略东移，使俄罗斯东部地区融入亚太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地区的开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现代化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原料、木材、农业等领域的开采和深加工需要资金和技术的国际合作。与中国振兴东北战略紧密相连，需要两国政府对2009年签署的《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进行重新修订，并落到实处。

“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由铁路、公路、航空、海上运输、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将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联系起来，给亚欧大陆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并形成东亚、西亚和南亚经济辐射区。实现该地区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从而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繁荣、和平、和谐和稳定。发展与这些国家在资金流、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等方面的合作，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中亚、西亚和南亚，乃至东盟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应当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

中国的“一带一路”与美、欧、俄主导的“丝绸之路”计划或构想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为中亚地区开辟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南下印度洋的通道，从而使中亚国家摆脱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欧洲的“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TRACECA）计划同样是为了让中亚国家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的目的是通过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将原苏联地区国家重新整合在一起，排除欧洲和中国的参与。与此同时，俄罗斯还意识到里海作为交通要道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与泛欧交通网欧洲标准的9号线“南北交通走廊”建设。“南北交通走廊”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北欧国家、俄罗斯与波斯湾、印度洋和东南亚国家经过伊朗的交通运输，同时保障欧洲和北欧国家的货物到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经过里海北部港口到中亚国家的运输。此外，由俄罗斯国家铁路股份公司提出的“跨欧亚发展带”构想目前已经通过了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的论证，并有可能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重要抓手，“跨欧亚发展带”构想以西伯利亚大铁路为主干，建成从大西洋经欧洲、西伯利亚到太平洋，进而穿越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连接北美的交通、能源、电信一体化的发展带。使俄罗斯成为西欧、北美、东南亚三大利益区的核心。这将与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形成激烈竞争。

中国的“一带一路”不具有排他性，可以与上述所有“丝绸之路”计划进行对接，任何国家和地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跨欧亚发展带”有效对接，可以促进欧亚经济一体化，共同建设欧亚大市场，共同引领来自亚太和欧洲的国家参与亚欧大陆经济整合的新格局，从而对当前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重要影响，促进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

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合作方式应该超越单一资源和原材料贸易的局限，贯彻互利共赢的原则，贯彻新的义利观，在确保中方投入安全的同时，让资源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与周边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

2.在成员国之间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从双边入手，增加对沿线国家经济投入力度，加大政策性资金，特别是官方发展援助的投入力度，在兼顾自身利益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3.“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避免排他性，强调开放性和包容性，着力深化互利共赢的原则，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的资源，发挥比较优势，找准与周边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契合点，不能简单地把相关国家变成中国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或过剩劣质产能的转移地。

4.在“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方面，通过提高文化、旅游和贸易商品质量提高消费者互信，通过互利实现企业互动，通过教育和学术机构的交流实现人才的互通。

5.在合作领域选择上，首先要促进相互贸易发展，实现贸易便利化，创新贸易方式，改善贸易结构和质量；改善投资环境，加强投资合作，鼓励直接投资，提高投资水平，扩大投资领域，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加强金融合作和货币政策协调，实现融资便利化，推进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业务，防范区域金融风险；加强能源合作，提高能源产业的开采、加工和增值能力，实现能源进口和出口多元化，为能源消费国提供稳定的市场，实现能源生产与消费的互补，保障能源安全；实现现代农业合作，保障粮食安全。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基础合作新空间。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倡议。随后，习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再次阐述了这个思想。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的共有历史记忆在这一时刻被重新激活，一种基于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理念而构建的新的合作机遇开始浮现。

问题在于，这项重要倡议如同中方此前的诸项国际议程设置一样，只给予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而缺乏足够具体的细节。无数的猜想和迷思由此产生。例如，“丝绸之路经济带”到底有多长？有多宽？这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战略吗？这是一个地缘政治方案还是一个地缘经济方案？它能给其他参与国带来什么样的红利？它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转型节点已经到来了吗？崛起中的中国从此开始放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遗产转而奉行更具主动性和进攻性的外交方略了吗？它预示着中国将在周边范围内谋求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吗？中国将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欧亚地区？中国是以欧亚地区的权力竞争者还是合作者角色出现？它是充当既有大国的追随者、挑战者抑或是平等伙伴？中国能否担当以及如何担当欧亚地区和平的支持者、安全的保障者、稳定的推动者、发展的促进者、繁荣的奉献者？当中国越来越积极参与欧亚地区事务时，中国本身及其周边国家做好准备了吗？

其实，欧亚地区中国主要合作伙伴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不同版本的解读和第一时间的原初反应都说明了一个充满复杂性的正反感情对立：一方面，希望中国在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担忧中国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获得更大的国力比较优势，使得其他国家不得不仰其鼻息。仅就外部世界而言，更深层次上，上述种种猜想的背后实则是对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一种复杂心态：成长中的中国被多次要求承担“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但当中国越来越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合作设想时，又担心自身在与中国的竞合中被边缘化。而在中国国内，尤其是大众传媒和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度解读也加剧了外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知觉错误和战略误解。

人们仍然看不清楚，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包括中国、后苏联空间及土耳其、西亚和欧洲的广义上的亚欧大陆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未来构建能否顺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首先取决于中国的理念和议程设置以及地区国家对其的认知，而后者又显然取决于前者的言行。

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参照系为未来的广义上的欧亚合作路径予以妥善安排无疑有相当的合理性。一方面，形成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无论最后的外延至于何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显然都是这一合作带的关键组成部分。这就使得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上海五国”顺利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缘于地缘政治但又远远超越了地缘政治，它的成功，首先缘于它在理念建构方面的成功。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未来中长期发展非常强大的动力之所在。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对直接关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理念内核予以认真思考。其中，最为关键的莫过于厘清所谓“西进”战略与该倡议的逻辑关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一经提出，就在相当程度上遭到了外部世界的诸多误读和误解，甚至连俄罗斯智库和决策界也不乏重新思考中俄关系、注意欧亚地区挑战的东方要素的呼吁。一个被想象的致力于“西进”的进攻性中国形象正日趋丰满并有逐渐主导其他国家对华政策议程设置之势。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抓住俄、美、欧在中亚留下地缘战略真空的机会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不仅是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中国“西进”对抗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以攻为守，打乱美国以TPP和TTIP孤立中国的意图。

这种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等同于“西进”战略的核心逻辑在于：第一，中国2013年的欧亚政策，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中国正在实施“西进”战略。第二，“西进”战略是一套旨在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再平衡”，隐含“进攻性”、“征服性”、“侵略性”的一整套规范安排。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经济合作为表，以地缘政治目标为本，旨在为崛起中的中国挟强大的经济实力重新划定周边势力范围并为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作地区层面上的机制铺垫。换言之，中国的主旨并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本质上仍是一个利己者，谋求最大限度地攫取欧亚资源，服务于大国崛起的“中国梦”。第四，中国的欧亚新外交对所有欧亚地区现有的地区整合方案，包括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方案、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欧盟的中亚战略、日本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韩国的“欧亚倡议”、土耳其的“欧亚构想”等都构成了排他性挑战。第五，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应该重新思考在欧亚地区中部的权力结构，基于对中国影响日益增强的共同忧虑重构美俄、欧俄、日俄等在中亚地区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合作体系。

应该说，这些基于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判断而建立起来的被“神话”的认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持续发酵。而中国学者在很多时候只是泛泛提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西进”战略的相互关系，且多将中亚视为“西进”战略的重要支点和战略通道。部分官方机构在不同场合频繁使用“西进”一词则进一步加深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疑虑。

问题在于，这项被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界有意无意地命名为“MarchingWest”的战略，是2012年10月由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提出的。但所谓的“西进”战略更多是从事非欧亚地区研究的学者的一项个人设想且并非像西方智库所称的“外交政策机构重要人士都已被调动，并对它的可行性、贯彻实施和世界可能的反应进行调研”。实际上，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欧亚研究学界对这一“西进”战略内部的批评意见甚多。可以肯定地说，王缉思教授的个人思想所反映的并非中国官方立场，也没有被定为国策，因而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王缉思教授的本意似乎更着重强调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反应过度，而应把注意力从中美矛盾更多的东亚移开，而转移到西部从中亚到中东的广大地区，在这一地区恰恰是中美有合作余地的地区。中国还应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介和桥梁”。王缉思教授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更明确提出：“‘西进’主要不是针对美国的。它也不是一个战略，只是一种战略思路。‘西进’首先考虑到的是中国内部的平衡。西部开发自然要对中国西边的国家开放。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可以生产很多穆斯林喜欢的商品，向西出口，新疆同中亚发展经贸关系占尽地利优势，西藏可以同尼泊尔发展经贸关系，云南经济向缅甸发展，中国现在的经济面貌就可能尽快改变。”

历史地看，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海权和陆权力量博弈中，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大陆性权力获胜的记录，中国的决策界会愚蠢到有重蹈覆辙的冲动吗？与中国西部大周边的边缘性权力相结合就足以确保中国与美国挟TPP、TTIP等形成中的国际机制抗衡吗？中亚国家除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无一例外的低收入国家足以充当中国剩余产能和过剩产品的转移市场吗？

显然，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固然给中国带来了挑战，但中国不可能因此而放弃在东亚的利益，也不可能借“西进”以攻为守，忘记了历史上日本、德国乃至苏联的教训。而TPP和TTIP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完全是不同性质的构想，中国最可能的办法是采取倒逼机制推动国内经济改革进程，从而继续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些有强烈偏差的认知反映的正是外部世界，首先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正在日益改变世界这一事实的强烈忧虑、怀疑和防范，而对中国周边外交整体，尤其是其欧亚环节中饱含的合作性、包容性、公共性视而不见，对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以及地区和国际合作机制保持协调、合作乃至共振的良好意愿视而不见。这种有意识地忽略中国“不谋求欧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的基本立场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欧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当今中国全球议程中面临着三个“三个世界”的挑战。第一个“三个世界”是长时段视野下的全球治理格局，指的是地理大发现前东西方平行发展的古典世界、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末期大约500年的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世界、正在来临的可能历史上第一次由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后现代世界。第二个“三个世界”指向的是当下的国际权力配置，指的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二世界。第三个“三个世界”则是中国的内部治理结构，最早开放的东部地区及其自由主义偏好，正在赶超式发展的中部地区及其物质主义取向以及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及其民族主义思潮潜流涌动。显然，中国必须要同时做好妥善处理自身在上述三个“三个世界”中的定位问题。而“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应该在这一大背景下从新大陆主义的视角予以认知，而不能简单地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予以解释。

本文界定的新大陆主义，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考尔德2012年以来一直倡导的新大陆主义并不完全相同。考尔德教授注意到了欧亚地区自1973-1975年石油危机以来的6个关键节点，包括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苏联解体、普京治下的“石油国家”崛起等，但未将中国近20年的成长设定为重要外生变量并仅仅覆盖了能源地缘政治领域。新大陆主义并非由于危机而驱动的被动合作，也不仅仅因亚欧大陆内部存在着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天然互补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全新的合作思维将全球化进程中的疏漏地带弥合的自然进程。

就整体而言，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前的全球化就像一张拥有欧洲、北美以及亚太地区三个主要节点的网状结构，其中包含了一些因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前宗主国“帝权”结构的缓慢弥散而导致的全球化程度不够的疏漏地区。苏联解体以来的20年间，全球化三大节点之间的互相依赖不断加深且各自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吸纳作用日趋增强。而其中关键性因素正在于中国的持续成长。由此，当中国更为强势地介入周边政策时，全球化疏漏结构就被新的合作网络所取代，全球政治的欧亚时刻由此开始，即原先亚欧大陆中部和北部的漏洞，似乎正在被一个新的连接欧洲、原苏联以及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全面网络所替代。因此，亚欧大陆原本清晰的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地理界线，随着这种新的合作网络的构建而变得日益模糊。群起性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与本地区的跨国合作网络紧密勾连，且终端直接指向了位于西部边缘的欧盟。欧盟的东扩和东部伙伴关系也在事实上推动了这一进程。跨亚欧大陆的一体化第一次有了可行性。

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是中国致力于推进封闭的大陆亚洲体系的新信号，更不是借此与其他国家相抗衡的努力，而是将开放的海洋体系和相对封闭的大陆体系予以整合的一种尝试。这一点从海陆“丝绸之路”并举的倡议中可见一斑。换言之，中国将继续甚至进一步强化过往30余年对海洋亚太（首要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的新欧亚战略绝不意味着试图建立任何替代性的、排他性的大陆亚洲体系。相反，一种新的局面可能正在出现，即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贯通之势呈现在新世界秩序中：东向南向的海洋开放与中国内部从东至西的广袤地带的国内一体化以及以俄罗斯、中亚为支点并继续向西开放的跨海陆整合体系。在此进程中，中国国内的一体化进程将得以启动，东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可能被打破。

可以预期，一旦相关国家能够形成充分协调努力的共识，经过周详的准备，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生成，全球范围内极有可能将形成与大西洋经济合作轴心和太平洋经济合作轴心并重的横跨亚欧大陆的第三条经济合作轴心。作为这一合作构想的倡议方，中国应该超出国家利益的视野，把握好三个“三个世界”的逻辑关联，以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身份推动欧亚地区合作方法的创新，致力于为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国家间和地区内人民关系的改善以及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超大规模国家应有的贡献。

吴宏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对中国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来说是非常及时的。“冷战”结束以后的20多年中，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和平，一些国家出现动荡。大国势力博弈、“三股势力”、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粮食和食品危机、环境和生态恶化等不断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新的威胁和挑战。中国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重点遏制和防范的国家。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在中国周边进行战略布局，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引发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矛盾和冲突增多。另外，中东北非动荡不止，埃及等较早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不断陷入一轮又一轮动荡；叙利亚由教派冲突和外国势力干涉引发的战乱至今看不到解决的前景；2014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撤离后阿富汗形势前景不明；美国推动跨太平洋和大西洋自贸区建设，紧锣密鼓大有取代世贸组织之势；俄罗斯也在独联体地区加紧打造欧亚经济联盟。欧亚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和周边地区国家面临严重考验。中国政府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把周边国家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具有重大战略和现实意义。倡议一经提出立刻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大都反应积极，支持中国的倡议和主张，但也有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倡议心存疑虑。在这方面中国还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明，并需要尽早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和路线图。

对外进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解释和宣传时，多数学者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进行说明的，这存在一定的弊端，被认为又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实际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不仅仅是中国的需要，对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沿线各国都是极为有利的。如果说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中亚地区只是充当转运站和交通走廊的角色，那么在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中亚国家应该是重要参与者甚至是主要建设者。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繁荣，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会极大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给它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首先，复兴“丝绸之路”是中亚各国独立以后的迫切需求和愿望。苏联解体使原属于苏联一部分的中亚地区经济陷入巨大灾难之中，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经济严重下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中亚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剧变，除了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外，也在进行发展经济的各种尝试，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但这条路走得一直比较艰难。众所周知，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通过中亚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作为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中亚在发展东西方贸易，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路上“丝绸之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世界发展到今天，经济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欧洲和亚洲东部同是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中亚处于中间的位置。中亚国家十分看重自己地处亚欧大陆中心这一十分优越的地缘优势，希望借助“丝绸之路”复兴来发展本国经济。显然，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中亚一些国家领导人希望借助“丝绸之路”复兴发展本国经济的构想不谋而合。

其次，中亚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民生都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需要大量投资，它们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参与其发展进程。如果能使本国发展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相对接，则有助于各国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最后，中亚多数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合作水平的大幅提升，显示了现代“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中亚国家独立以后大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下滑期和滞胀期，近年来，中亚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迅速，这与大力发展与中国经贸合作有密切关系。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相比，中亚国家享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就是紧靠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利用好这一有利条件，相关国家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就能与中国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在周边国家中这种发展的连带关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虽然与中亚国家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并不高，但未来潜力巨大。同时，中亚国家的商品也可以更加通畅地进入中国这一具有13亿人口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并且通过中国，还可以直接进入东亚和东南亚更加广阔的大市场。

在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也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基本是空白，而现在已经涉及能源、矿产资源、农业、电力、通信、交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等各领域，合作规模和档次不断提高。中亚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投资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对哈各类形式的金融信贷超过300亿美元，在哈注册的各类企业达3000家，哈已成为中国在海外第三大投资目的地国。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投资也达到40亿美元，中国已成乌第一大投资国。中国对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投资也越来越多。中国的投资已经成为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中能源合作是重点也是亮点。2013年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油1198.06万吨，其中主要靠中哈石油管道输送。中、哈、乌、土四国天然气管道A线和B线早已正常运营，2013年输送天然气241亿立方米。中国已经是土库曼斯坦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市场。目前，C线正在加紧建设即将投入使用，D线也在规划和建设之中。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的天然气有一部分也供应新疆，为改善新疆大气环境作出了贡献。中哈石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修建，一方面对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哈土两国能源出口多元化、获得稳定并不断增加的外汇收入、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也可以把自己丰富的天然气通过管道出口到中国，每年还能获得稳定的天然气过境费。C线将从乌兹别克斯坦通过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中国，两国也可以因此获得一定收入。总之，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地下、地面、空中交通运输网络已经初步形成，这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后中国将会出台更优惠的政策，投入更多的资金，提供更好的技术。巨大商机也会吸引世界各国资本和企业涌入这一地区，由此带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繁荣和发展。

张恒龙（上海大学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主任）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需要在促进周边区域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需要在发达国家为削弱新兴市场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力而调整国际贸易规则的背景下进行考量。因此，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FTA）战略结合起来，要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本依托。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以建设中国—哈萨克斯坦自贸区为突破口，从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经济一体化，进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当在扩大本国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推动地区内各国“以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野拓展区域合作，共创新的辉煌”，共同开辟一个横跨亚欧大陆、拥有30亿人口市场规模的新兴经济合作区，进而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为营造21世纪的新型世界经济秩序提供重要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的区域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有“上海精神”作指引，签订有《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中国参与创建并且拥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因此，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必抛开上海合作组织另起炉灶，而应以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基本依托，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西部大周边的特殊战略作用。

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搁浅，意味着WTO已逐渐成为全球自由贸易合作的最低门槛。发达国家在此轮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对外贸易实力日渐衰落，而新兴经济体的市场潜力则进一步凸显。为削弱新兴市场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力，区域贸易自由化已逐渐成为欧美传统经济力量平衡全球贸易格局的政策工具，一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大变革正在发生，其中区域贸易自由化是主要倾向，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重要内容。例如，美国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逐步将经济合作触角伸向亚洲地区；欧盟在加速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将自由贸易区战略作为其全球贸易的主要平台，与美国合作主导《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日本则推出了完整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在亚洲广泛地实行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国际贸易新规则形成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推动新规则向更符合自身意愿的方向演化。然而这些新规则往往由发达国家提出，更多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如果这些规则最终主导了全球经济合作的新秩序，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对此，中国需要制定整体战略规划，积极应对区域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全球贸易体系大变革中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该考虑构建以本国为主导的区域性贸易组织，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变革中的影响力。当前，全球自由贸易区合作呈现跨区域、多层次、宽领域、高标准等一系列发展新特点。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国需要制定更为清晰和具体的自贸区建设规划。早在2002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已明确提出，要实施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通过互惠的贸易和投资安排，自由贸易区能将各成员间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形成全方位的利益共同体。

目前，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已初见雏形，在建自贸区共有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的自贸协定有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有6个，涉及22个国家。尽管成绩显著，但是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仍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地域范围窄、经济水平低。涵盖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美洲和大洋洲，参与合作的贸易伙伴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在广度上无法与TPP和TTIP相提并论。形式单一、缺乏深度。以关税减让为主，很少涉及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非传统议题。对区域贸易合作的领导力不够，无法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变革中获得足够的话语权。

基于以上认识，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国和中亚国家应该就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在俄罗斯力推欧亚经济联盟，在西方国家主导的TPP和TTIP战略“中国除外”的影响下，中国在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中有被孤立和边缘化的危险。中国应积极构建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尝试建立中国—哈萨克斯坦自由贸易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更好地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转化为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和主导权，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

目前，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机制日趋成熟，中国应当联合成员国集体发声，主动参与到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中。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余年来，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功能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直以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间的经济合作水平仅停留在小规模、短时间、低层次的阶段，组织内缺乏规范有效的长期合作机制。

中国应将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作为突破口，考虑与其构建自由贸易区。首先，哈萨克斯坦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哈拥有丰富的油气及矿产资源，而能源和粮食的安全将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通过自由贸易合作，中哈两国可以加深政治互信，为双边的能源和粮食合作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哈萨克斯坦具有特殊的经济地理位置。哈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与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多国交界，是过境运输线的交叉点。哈萨克斯坦市场辐射能力能够帮助中国开拓中亚、西亚、独联体乃至东欧市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再次，中哈两国存在着较强的产业互补性。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一直处在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其国内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轻工制造类商品供求普遍存在着较大的缺口。而中国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已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中哈自由贸易合作能够为两国带来产业互补、市场共享、技术交流等多方面利益。此外，哈萨克斯坦在中亚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领导地位。哈是中亚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国内政局最为稳定。其先后加入“亚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关税同盟等多边合作机制和国际组织，哈政府也多次表达了对于开展自由贸易合作、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经济一体化的愿望。哈的积极态度也为中国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显示了中国政府支持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积极主张，也符合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的利益。考虑到中亚地区对于中国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评估中哈自贸区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的影响，不能局限在经济范畴内，需要从政治与经济角度全面看待。利用现有的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机制，以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作为立足点，中哈自贸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导向性意义，将成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举措和突破口。

陈利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东南亚国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后，中国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加快了“一带一路”建设。在新形势下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于中国实施向西开放、完善对外开放格局、促进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以及中国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中国古代有三条“丝绸之路”（即“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沟通的桥梁，现今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应包括“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西南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到南亚、西亚及欧洲的运输通道。据考证，该通道的开通比“北方丝绸之路”还早两个世纪。公元前122年张骞沿“北方丝绸之路”到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就见到了来自四川的物品——邛竹杖和蜀布。唐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南方丝绸之路”又通过缅甸伊洛瓦底江及越南等通道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形成了中国古代向西开放海陆环状大通道。在当代，将“南方丝绸之路”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内容，不仅可以重塑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辉煌，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可促进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和南亚交通运输的连接，加快西南开发开放，促进全国均衡发展和全方位开放；二是有利于促进西南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促进睦邻友好；三是有利于扩大从西南方向进口能源和资源，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四是有利于促进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中国西南边疆安全；五是有利于中国从陆路进入印度洋，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六是有利于云南与新疆一起从南北两个方向扩大向西开放，并使中国更快融入国际市场，促进共同发展。

孟、中、印、缅四国山水相连，关系不断改善，经贸合作不断增加，人员往来频繁。对于处于其前沿的云南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取得明显成绩，也为中国推进西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一是互联互通持续推进。在陆路交通方面，云南积极打造通江达海、沟通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公路、铁路建设，已初步形成出境、出省的交通网络骨架。云南公路通车里程达20多万公里，其中中缅已建设了腾冲到缅甸密支那的中缅友谊路。铁路运营里程已达2000多公里。其中，2008年开工建设了泛亚铁路西线大瑞铁路大（理）保（山）段。计划到2020年，云南铁路运营里程将增至6200公里。航空已开通了昆明到仰光、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等地的航线，其中，新建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和连接欧亚国家的门户枢纽机场。2013年昆明机场旅客吞吐量达2969万人次。同时，孟缅、印缅、孟印间也加快了交通线路的连接，印缅友谊公路已建成，孟缅友谊公路正在推进，孟印恢复了达卡至加尔各答的铁路联系。2012年和2013年孟、中、印、缅四国还举办了昆明—加尔各答汽车路考和集结赛。二是经贸合作日益增加。近年来，孟、中、印、缅四国间的经贸合作大幅度增加。孟、印、缅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重要市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三是人员友好往来更加频繁。不仅中国与孟、印、缅三国的高层往来不断，而且云南与孟、印、缅的人员交流也不断增加。昆明已与缅甸仰光、曼德勒、孟加拉国吉大港、印度加尔各答等结为友好城市。同时，四国间经贸、旅游、文化、教育、科技、学术等交流也不断增多。四是合作机制与平台日益完善。目前，云南已形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和孟、中、印、缅次区域两大合作机制，还建立了云南—越北、云南—老北、云南—泰北等合作机制。2013年在连续举办五届“南亚国家商品展”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在昆明举办了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已成为集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合作、旅游合作和文化交流等为一体的高水平综合性展会，成为中国与南亚及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重要平台。另外，近年来国务院还先后批准了云南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红河保税区、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五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已启动。2013年5月和10月，李克强总理和印度曼莫汉•辛格总理不仅实现年内互访，而且把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作为重要合作内容。2013年12月还在昆明召开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国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签署了会议纪要和联合研究框架等文件，标志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由“二轨”升至“一轨”，并进入到四国政府共同推进的新阶段。这些都为建设新“南方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

为了激活和重塑“南方丝绸之路”，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将“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一起进行总体规划。向西开放和进入印度洋是新时期中国扩大开放的重要选择，将“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一起进行总体规划，不仅可发挥南北两个通道的作用，而且可连接长江经济新支撑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形成陆海相通、遥相呼应的开放态势，从而更加有利于中国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二是加快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目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已在四国达成共识，且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推进其建设不仅可以节约时间和成本，深化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而且可以丰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内容，在更大范围内拓展中国开放空间。三是加强中国西南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尽管从西南方向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至今陆路通道还没有建成，需要进一步推进，以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经贸合作。四是促进民心相通。尽管西南周边国家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许多民族又跨境而居，有民心相通的基础，但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使得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仍然十分有限，再加上部分国家政治经济转型、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域外大国势力介入等，使得西南周边局势不能盲目乐观，还需要不断加强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做好民心相通工作，恢复几千年来的民间友好关系。五是促进产业转移。孟、中、印、缅资源丰富，但相邻地区经济十分落后，加快发展的愿望强烈。中国一方面要发挥世界工厂的优势，加快产业转移，带动相关国家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要促进政策相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投资合作，促进贸易动态平衡发展。六是增加对外援助。由于周边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资金需求巨大，除共同多方面筹集建设资金外，中国需要对相关国家加大援助力度，以促进一些重大项目早日开展建设。七是共同确定优先合作领域。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和长期工程，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确定一些优先合作领域，加快建设步伐，争取早见成效。

陈继东（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中巴经济走廊”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提出

2013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巴基斯坦，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和谅解备忘录。在中国与巴基斯坦发表的《全面战略合作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同意，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共同研究制定“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推动中巴互联互通建设，促进中巴投资经贸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2013年7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访华，两国政府发表题为《关于新时期深化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共同展望》的联合声明。中巴“双方认为，提升中巴互联互通水平对扩大两国经贸合作、促进两国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为推动制定“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双方同意成立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远景规划联合合作委员会，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牵头，并在上述两部门设立秘书处。

2013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团访巴，与巴基斯坦有关方面就“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远景规划问题进行磋商。至此，“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问题开始进入实际推进状态。

2.“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圣彼得堡G20会议并访问中亚四国期间，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得到区域内国家的广泛响应和积极支持。该倡议旨在立足现有欧亚各国良好合作基础，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亚欧大陆大合作的格局，这将是世界上跨度最长、覆盖面最广且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将惠及30亿人。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与新时期建设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遥相呼应。“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抓手，也为相关国家提供了巨大合作机遇。

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两次出使中亚，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公元97年，中国东汉的甘英奉命出使大秦，即古罗马帝国，虽未能抵达目的地，但是首次抵达地中海东岸的中国人，带回了大量关于中亚、印度和罗马的史料。千百年来，古“丝绸之路”不断蓬勃发展，对科技进步、文化传播、民族交流及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在明朝达到鼎盛时期。以中国古都长安为起点，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海上商业贸易路线，千百年来成为连通东西方的重要交通走廊，频繁进行和平的航海贸易，促进了沿岸国家的相互交流。当前，这条海上贸易之路仍紧密联系着中国和沿岸国家的经贸和文化交往。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坚持不干涉地区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势力范围。同时，“一带一路”的地域和国别范围是开放的，源于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古代陆、海“丝绸之路”上的国家、中国的友好邻国都可以参与进来。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优先方向，中东和东非国家是“一带一路”的交会之地，欧洲、独联体和非洲部分国家从长远看也有必要考虑在内。

因此，“中巴经济走廊”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战略意义

1.背景

此次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方面的重大举措。

2006年巴方首先提出加强中巴互联互通问题，巴总统穆沙拉夫提出建设中巴五大通道，包括：公路、航空、铁路、输油管道和光纤网络。2008年以来，巴人民党政府首脑多次向中方提出建设中巴铁路、输油管道和光纤项目问题。但鉴于该提议涉及面广、问题多、难度大，中方同意进行研究，但未与巴方达成共识。

2.中方的重大转变

2012年以后，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出于战略考虑，对中巴关系采取了新的举措。2013年年初，巴基斯坦政府从新加坡公司收回对瓜达尔港的经营权，中国公司同意接手经营瓜达尔港。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信号，表示中国方面对相关问题有新的考虑和处置。几个月后，在李克强总理访巴时，中方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提议，表明中国政府新的决策。“中巴经济走廊”的提法，不同于此前巴方的提法，内容更为丰富，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对加强中巴经济联系的作用更大。因此，这不是对巴方多年提议的简单回应，而是中国的一个战略性考虑。

3.战略意义

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必将对中巴未来的合作产生深远影响，其战略意义可从以下方面来考虑。

第一，中国周边外交的需要。习近平主席提出，周边外交要为民族复兴创造有利环境。经济上推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些表述与以往不同，是创新之举。中国赢得真正朋友的方法是互助。中国应让友好国家获益，而不是只想如何从对方身上获益。这就是所谓的“惠及周边”和“命运共同体”。

第二，维护能源安全的需要。中巴能源资源不足，对国际能源的依赖日益增加，保障国际能源供应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巴基斯坦而言，目前，巴能源严重短缺，影响了巴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对中国而言，石油进口主要是经印度洋过马六甲海峡到中国沿海的海上运输线，但马六甲海峡问题多，安全系数较低。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推进中巴能源合作，有利于中巴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缓解两国石油紧张状况，维护石油运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促进参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不仅可使巴大量承接中国产业转移，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巴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而且有利于做大做强两国贸易，推进两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

第四，带动相关地区经济发展。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加快通道建设，不仅为中国西部，特别是新疆找到一条新的便捷的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而且有利于中国与巴基斯坦开展经贸合作，为巴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巴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可扩大巴基斯坦经济辐射能力，将其影响迅速扩大到南亚、西亚等地区。

第五，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巴基斯坦与中国新疆，特别是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全形势都不够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相对落后，民生问题有待改善。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对于稳定经济、增加收入、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有利于维护边疆社会稳定。

王维然（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新疆师范大学中亚法律资政中心研究员）

（一）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认识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自提出后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对于何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如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方远未形成共识。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虽然众多，但大多流于形式，主要原因是这些区域合作机制未能带来预期的经济利益，自然也就得不到中亚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要中亚国家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首先应厘清“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为中亚国家带来什么、中亚国家是从中受益还是受损的问题。只有中亚国家认可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会使其受益，“丝绸之路经济带”才会得到中亚国家的接受和推动。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形成的增量利益

中亚地区以往的各种经济合作计划没有能够实现的原因之一，就是中亚国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再完美的计划也难以实施。如何在不涉及各国现有利益格局情况下创造一些增量利益，使得各国或部分国家先从中受益，这对于带动各国合作的积极性并克服反对意见无疑十分关键。随着受益方获得利益的增加，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力量也会不断增强，并最终推动这一计划完成。因此，中亚地区的合作需要有共同利益将各国联系在一起，而与中国的贸易正是这一黏合剂。

目前，中国是中亚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第一大出口市场，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最大进口来源地。但中亚国家对与中国的贸易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多数人认为，与中国的贸易使其成为中国的商品销售地和原材料产地，由此对中国提出的经济合作建议也始终抱有疑虑，中、吉、乌铁路即是个例子。

中亚国家与中国贸易的重要方式是边境小额贸易和互市贸易，与此相伴而生的“灰色清关”和中亚国家市场充斥中国商品也导致中国在中亚备受诟病。只是各国都忽视了区域贸易的根本性作用不仅仅是满足各国国内需求，而是促进各国就业问题的解决和带动基础设施建设，这又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通过对外贸易，中亚国家可逐步形成基于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吉尔吉斯斯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建立了纺织工厂，纺织业也曾是该国最发达的轻工业。随着苏联的解体，吉尔吉斯斯坦的纺织工业受到严重打击。随着与中国贸易的发展，吉服装业又逐渐发展起来。目前，服装业占吉尔吉斯斯坦轻工业的80%左右，仅在比什凯克就有15万从业工人、3.5万家企业。这些企业普遍规模很小，往往只有十几名工人，但吉生产的服装不仅出口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甚至以“吉尔吉斯斯坦制造”的标识出口美国。究其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从中国进口服装配件和原料，利用本国劳动力加工为成品后出口。

加工贸易及由此带动的加工产业不仅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独有特点，塔吉克斯坦的铝产业、乌兹别克斯坦的汽车产业都是通过加工贸易形成“两头在外”的加工型产业。这些加工型产业的发展不但可提升各国工业化程度，还可促进中亚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加工型产业可通过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延伸产业链，使其真正在本国落地生根，最终形成基于本国比较优势的工业。而产业链的延伸，就需要资金、技术、基础设施乃至出口市场，在这些方面中国都有足够的实力予以支持。

随着中亚国家加工型产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参与中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中国和中亚国家间会形成互利的分工格局，现有的产业间分工也会发展为产业内分工，并带动产业内贸易格局的形成，从而以产业内合作为基础形成共生的利益共同体。

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即是就业岗位的创造过程，当中亚各国基于本国资源，结合自身优势，形成增量利益创造机制后，就会推动政府的政策选择。在这一进程中，中亚国家对中国的需求自然也就成为其工业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建立创造增量利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可以在中亚地区逐步形成增量利益创造机制，即通过区域贸易网络带动国内需求、创造就业，并提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促进市场要素发育，从而使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各国逐步确立。这个过程中还将伴随着中亚国家建立基于比较优势和适应世界市场竞争的产业，这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是不可逾越的阶段。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各国的政治共识和意志是关键，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终成功必然以创造增量利益的机制为基础。政治推动可在一时内显现效果，但具有经济基础和创造共同利益的合作机制才能真正成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生命力在于创造共同利益，成为利益共享之路，成为中亚、中国、俄罗斯共同利益的汇聚平台。当中亚国家能够融入世界市场，利用欧洲、东亚两个方向的资源、要素带动本国经济发展时，“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就自然成型。

潘志平（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教授）

（一）历史的机遇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为整个国家和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大发展、大开放之路

“丝绸之路”是通过中亚连接古代亚欧大陆两端的贸易古商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和载体，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发挥过巨大作用。但目前的态势是，一端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另一端则是新兴高速发展的亚太经济圈，其中间则是经济“凹陷地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就是大区域的大合作，打通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即实现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几十个国家30亿人口的区域大合作，将中国最有活力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通过现代“丝绸之路”与欧洲经济圈直接连成一个覆盖欧亚大部分地区的超规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若问“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带宽带长？笔者认为它是连接三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五大海（里海、波罗的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广阔地带的“道路连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这种大发展、大开放将在辽阔的亚欧大陆实现规模空前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给中国的西部地区发展、中国的整体发展，乃至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政治沟通与合作之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欧亚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发展战略、模式和政策上有着各自不同的选择，在经济文化合作中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障碍和摩擦。“政策沟通”就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交流、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和措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国家共享和平、共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3.物质与精神结合的文明之路

“经济带”似乎是指物质文明的汇聚，但它与古“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就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之设计，而是取之于源远流长的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将这一广阔区域的经济合作建立在丰厚人文底蕴之上，它归根结底是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合作。“民心相通”即为传承、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为促使“丝绸之路”文化积极传播、加大世界文化交流、增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机遇。

还应指出，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以来，国内各地各方面反响强烈，其热情当然可贵。但却出现了一些不切实的想法，甚至有人认为是又一轮争项目和“分蛋糕”，就所谓“丝绸之路”起点是西安、洛阳还是连云港争论不休。国外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不是要搞个什么类似欧亚经济联盟、欧盟那样的国际组织或政治经济集团以取代上海合作组织。这些都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误读或误解。这一构想既不是以往的又一轮“分蛋糕”、上项目，也不是要以中国为首构建什么国际组织，其要点就是要推动相关国家和人民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二）严峻的挑战

“丝绸之路经济带”既为相关国家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合作中提供了令人神往的机遇，同时在打造过程中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1.复杂的国际大环境

“丝绸之路经济带”既是覆盖欧亚大部分地区的超规模的国际区域合作，就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国际大环境。

美国因素：美国是当今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近十年来，它已在该地区打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多年来不断地搞“大中亚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大中东倡议”等，就是要把这一地区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由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必将提高中国的战略地位，因此，美国必将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干扰。

俄罗斯因素：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家从来都认为中亚地区为自己的“后院”，并不喜欢其他国家对其染指。俄罗斯有学者提出，要避免用“中国梦”“绑架”他国。此说讲得似乎很客气，但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方面的一些忧虑。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要由相关地区国家人民共建，这应是一个平等、协商、共赢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归根到底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共同之梦。俄罗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安全和政治关系日益深化，但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不介意中国在中亚日渐增强的影响力。事实上，没有俄罗斯的积极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难以形成，消除俄罗斯的顾虑，并说服俄罗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尚需时日和大智慧。

2.动荡的国际小环境

且不说目前混乱不堪的阿富汗到叙利亚的中东地区，就周边中亚小环境而言，其政局动荡不止，虽然还没有发生特别重大冲突，但暗流涌动。

中亚国家之间缺乏一定的政治互信。中亚存在着大量方向不一的区域一体化机制，但是，几乎都一事无成。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定要以较为稳定的政治关系为前提，并有决心让渡部分“主权”，这需要决策者的政治自信和互信。中亚国家大体上都是威权主义国家，政局存在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三股势力”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但它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新独立的中亚国家走的是世俗化道路，而该地区的“三股势力”呈发展态势，依然是地区内最大的安全威胁，也是我们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对的重大障碍。3.相关国家、人民的复杂心态

目前，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国家的关系总体向好，但主要还体现在高层政府层面，民间对华心态相当复杂：求共同发展是一种美好的心愿，但对高速发展的中国存有相当大的戒心。“中国威胁论”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大有市场。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细节，不宜想当然地自说自话，而是多考虑相关方的心理感受。例如，笔者不主张用纯粹的军事术语“桥头堡”、“主力军”和“排头兵”来形容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战略地位，这有可能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疑虑。

（三）观念及经贸合作上要有新思路

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观念上有需要认真总结的地方，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

资源合作就是攫取资源。看到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能源丰富，就以为与之合作的全部内容就是进口那里的油气资源，加工成附加值高的产品再出口，以这种观念开展合作，不能给对象国百姓民生予以看得见的实际好处，这种合作势必不可持续。

经贸就是倾销产品。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对外贸易增长了800多倍，成绩喜人，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大量进入中亚市场的中国商品多为低端产品。

此次大开放的升级方向应是：贸易由“灰色”转向正规；经贸由单纯贸易转向对外投资；方式应由民企为主转向民企、国企并进，国有大企业应发挥更重要作用；单一资源性合作转向资源性与非资源性并进。这是多赢的选择。

朴键一、范丽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与蒙古国研究所研究员）

众所周知，古“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中国丝绸西传的商业路线，其起始点在中国古城西安，通过今中亚地区（古称西域）西传到西亚和欧洲各地。所以，是丝绸西传和中西丝绸贸易的发展开拓了“丝绸之路”。当然，由于上述地区的历史变迁，“丝绸之路”的路线也不是一成不变，或者说，也不是唯一路线。虽然几经易路，但今中亚地区和中国的西北部各省区的部分地区一直都是其必经之地。“中国自西汉以来，将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广大地区称为西域，它包括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和中亚地区两部分”。而起始于中国西安的古“丝绸之路”是经过今陕西、甘肃、新疆进入到中亚地区开始“分叉”：向南、向西、向北进入西亚、中东以及欧洲。所以，中亚五国和中国西北各省区自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两大核心区域，并由此向四周辐射、延伸。换言之，中国西北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境内的核心区域，中亚五国是其境外的核心区域。因此，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分为国内的西部战略和国外的中亚战略两大部分，且两者必须彼此兼顾，协调发展。

（一）中亚五国复杂的国际关系带来的风险性因素

自中亚五国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国家后，中亚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而引起世界的关注，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该地区最年轻的国家和经济体，中亚五国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将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由地理地缘引发地缘政治和经济权利争夺必将在中亚五国展开。

“冷战”以后，中亚五国随即成为宗教、民族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交汇地。除了俄美两国外，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也在争夺中亚地缘和资源优势的主导权。伊朗、土耳其以及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利用其与中亚五国在语言、民族、宗教等方面的联系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导致中亚五国伊斯兰主义势力抬头，致使中亚五国接二连三发生“颜色革命”。在中亚五国周边形成的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也在不断向中亚五国渗透，致使中亚五国成为“三股势力”滋生地。以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借口，一些大国和一些有“国家背景”的国际组织势力相继进入中亚五国，使得以中亚五国为中心的中亚地区成为各种力量的交汇地。倘若其中一个关系失衡可能都会导致中亚地区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潭。

中亚五国富庶的地下资源增加其地理地缘优势的附加值。各国蕴藏的矿产品，不仅种类多且储量大，其中许多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性产品。随着世界各国对能源和资源需求的增大，在能源主宰世界经济的国际大背景下，中亚五国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等资源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经济价值。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中亚五国在亚欧大陆的战略枢纽地位还将提升。各种势力的介入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进入该地区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政治风险。

仔细梳理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不难发现，在上述国家中不是“亲美派”，就是“亲俄派”，不是北约同盟国家，就是与俄罗斯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所以，中亚五国关系的焦点还是“亲美派”和“亲俄派”之间的角逐。“亲美派”介入中亚的目的，一方面是满足自身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就是达到制衡中俄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亲俄派”力量是中亚地区的固有保守力量，其目的是继承苏联的衣钵，希望借助俄罗斯的力量发展自身经济，保障其政治体制的稳定。俄美两国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的差别导致两国关系的不和谐已是有目共睹。这就导致“亲美派”与“亲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还将持续。中国夹在中间推行“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模式，必定会触及俄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美国驻军阿富汗说明，美国、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是目前与中亚五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国家。四国交叉关系不言而喻。中美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关于如何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学界各持己见，在此不赘述。伊朗、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不和谐也是众所周知。俄罗斯与伊朗是传统友好国家。中国与俄罗斯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伊朗是中国在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如果说美国在此有鞭长莫及的一面，那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必然会出现利益重叠，成为竞争对手。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在该地区推进必须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中亚五国与俄罗斯特殊历史关系形成的纽带一直在有形、无形地影响中亚五国的内政外交。尽管中亚五国想摆脱苏联阴影，希望与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往来，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但是，苏联时期留下的遗产又把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而俄罗斯也在借助这一纽带，对中亚五国进行深度战略经营，以确保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个国家是中亚地区外围的三个点，也是“三股势力”的边缘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虽然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得到中亚五国领导人首肯，但是，中亚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决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模式在中亚地区的推行还存在诸多隐性的、不确定的、具有高度风险性的因素。因此，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等全方位考虑，中国既要重视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必须重视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同时还要重视这些国家与中亚五国的关系。笔者认为，在众多第三方因素中，俄罗斯还是排在第一位。从中俄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历史、基础、实力以及国家关系比较，各有所长，利益竞争和政治博弈并存。这就需要中国领导人从国家、国际、地区等多层次、多视角推进该合作模式。

（二）内外兼顾，统筹发展，重铸中俄新型大国关系

鉴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亚地区局势的影响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在中亚地区产生的连锁反应和波及效应，中国必须要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构建与俄罗斯的新型大国关系。从中国角度讲，一方面要在“五位一体”布局中大力推进中国西北边疆经济、安全建设，实现“富民强边”战略目标，为中俄合作打造稳定安全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要从全球视角出发，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在合作发展理念下，加强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合作，形成与俄罗斯在中亚五国的良性竞争。

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必须要搞好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属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建设。为此，要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布局，全面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向西部边疆省区延伸，配合“兴边富民”行动，彻底解决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建设和发展滞后问题，让“安边富民”变为“富民安边”，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尤其要树立跨界民族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归属感。

其次，鉴于俄罗斯与中亚五国的历史渊源，中国应适当调整在中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合作平台，借助中亚五国与俄罗斯已有的传统合作领域，加强与俄罗斯在中亚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传统产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探索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结合，短线投资与长线投资结合的合作路径，构建“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合作模式。

最后，在与中亚五国以及俄罗斯的合作过程中，除了树立“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意识外，还要注意文化认同在相互交往中发挥的作用，或者说软实力作用。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与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心理、国家认同心理以及文化认同心理都是影响中国与上述国家政治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软实力。软实力优势发挥得好，有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行，发挥得不好，可能成为一种阻力，甚至是一种破坏性力量。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发挥大国外交风范，体现大国外交的包容性和多元性，让文化认同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模式的润滑剂。

张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俄罗斯和美国是世界上对中亚五国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也是中国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主要合作者和竞争者。中国宜继续加强西部大开发，发挥新疆的枢纽作用，打造一个从南亚、经中亚、到俄罗斯的“C”型稳定周边带和经济繁荣带。

（一）俄罗斯的中亚政策

俄罗斯始终将独联体视为对外政策优先方向，中亚则是重中之重，既是俄在独联体和全球事务中的最重要盟友，也是俄南部安全的保障区及南下波斯湾和印度洋的主要通道。普京重任总统以来，其中亚战略的主要内容有：（1）对中亚伙伴重新定位。尽管普京没有明确表示，但从其发言及俄官方表态中可知，俄将哈萨克斯坦视为俄在中亚地区的“最重要伙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重要伙伴”，土库曼斯坦是“可以合作的伙伴”，乌兹别克斯坦是“立场不定的伙伴”。（2）坚决维护俄在中亚的主导权。不允许中亚出现反俄政权，反对美国西方推行民主改造，反对美利用撤军在中亚增加军事存在。（3）认为阿富汗是中亚及俄南部地区的最主要外部威胁。（4）大力发展区域一体化，尤其是俄、白、哈三国统一经济空间（未来是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利用“加大投资来吸引”和“隔断市场来施压”双重手段，使中亚国家作出“优先发展与俄一体化”的决定，巩固俄势力范围。

俄影响中亚的手段和渠道多且分量足。中亚国家之所以将俄视做对外战略的首选合作对象，除苏联时期便已形成的深厚生产关系和市场联系外，长期生活在同一国家内而产生的“一家人”情感至关重要。对中亚国家来说，尽管俄罗斯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仍比其他国家更亲近，交流合作更方便容易。不过，2014年的乌克兰局势让中亚国家开始担心，是否有一天俄也会像在克里米亚那样，借口保护海外俄族同胞权益而支持中亚地区的俄族独立，或对中亚国家实施军事干涉。

对于俄罗斯在独联体推进一体化，并计划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将统一经济空间升级为欧亚经济联盟的问题，各界反应不一。赞成者认为这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对者则担心失去主权和独立。尽管俄、白、哈三国领导人多次强调，当前的一体化仅限于经济，不涉及政治，是共建统一市场，不是组建统一国家（恢复苏联），但仍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与俄一体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壁垒问题，而是涉及国家主权和独立能力的政治问题。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内一家独大，无人能与之抗衡，其他成员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加起来也不如俄罗斯，因此，区域合作的结果必然是对俄依赖逐渐加强，达到一定程度后，想摆脱其影响都不可能，到那时，所谓的“协商一致”便形同虚设。

（二）美国的中亚政策

2011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后，其中亚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愈加鲜明，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中亚各国在美外交中的定位，并针对各国特点，有重点地开展合作。美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克拉克曾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表示：（1）哈是中亚地区“领头羊”，是美全面战略伙伴。（2）吉是重要军事合作伙伴，是中亚民主样板。（3）塔是中亚安全前沿，但基础设施和人权状况需改善，美将借助世界银行推动塔水电开发。（4）乌是对阿富汗稳定和发展最重要的中亚国家，美将继续与乌联合反恐、发展贸易、关注人权。（5）土是中立国，美将在援助阿富汗，推进“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改善人权等领域与土加强合作。

二是明确推进中亚战略的方式和手段。（1）注重发展双边关系，减少援助计划中的多边项目。认为经过独立后20多年的发展，中亚国家共性减少，差异加大。（2）在官方层面，美将广泛接触中亚各国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如举行双边的年度磋商会、经济精英研讨会等。（3）在民间层面，美将积极推动中亚国家公民社会建设。如资助非政府组织，鼓励妇女和少数民族参与社会事务（如经商、科研等）。认为中亚国家伊斯兰传统浓厚，如果能够解放妇女、维护少数族群的权利，可增强中亚国家的世俗特性，引导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4）积极落实“新丝绸之路计划”，发展以阿富汗为枢纽的中亚和南亚一体化。目前推动的具体项目主要有：“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TAPI项目）、“中亚—南亚输变电网”（CASA-1000项目）、有关“丝绸之路”的国际研讨会、驻阿部队后勤补给的北方运输线、阿富汗重建和国际援助、私营企业家的工商论坛和妇女论坛等。（5）寻求加大军事存在。希望借助从阿富汗撤军的时机，与中亚国家加强军事合作与援助。

美在中亚的影响不可忽视。除拥有中亚国家的优质资产（如哈萨克斯坦近一半的现有原油产量为美资企业生产）、建有军事基地、提供大量援助和贷款、在全球性国际组织内提供支持等优势之外，最重要的是，美在中亚政治经济精英中的影响力、在民众中的社会生活模式感召力极强，中亚民众对美拥有好感，中亚国家的大部分法律和制度改革措施都借鉴和参照西方文本。如果说，在中亚地区俄罗斯的硬实力占优势的话，美国则软实力占优势。

（三）俄美中亚政策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

从俄美中亚政策对比中可知：（1）两国均有自己独自主导的区域合作计划，但各自为战，未形成合力。例如，美推进“哈、吉、塔、阿高压输变电网”项目，俄倡议“南北铁路”（俄、哈、吉、塔）和“沿里海铁路”（俄、哈、土）项目。（2）从地缘战略看，两国在中亚地区倡导的一体化均“绕我而行”，美“新丝绸之路计划”通过阿富汗将南亚和中亚连为一体，俄则将中亚作为其通往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中介。（3）两国均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尤其是道路和能源管网。均认识到基础设施落后是限制各战略落实推进的主要障碍。（4）两国均重视与中亚国家的法律制度合作。俄希望中亚国家与其统一，美则灌输西方模式。

俄美中亚政策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在于：

第一，如果中国同样将中亚国家作为通往欧洲的陆路中介，大国在中亚的竞争必然更加激烈。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俄、白、哈三国统一经济空间之间。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不谋求势力范围，支持中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稳定和发展。这番表态既是中国的中亚政策，也是对俄美中亚政策的回应，即减少竞争，增加合作。

第二，扬长避短，选择合适的合作模式、合作领域和切入点至关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启动措施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与俄美在中亚的做法几乎相同。“丝绸之路经济带”若想获得中亚国家的真正支持，需发挥中国的资金和市场优势，一方面帮助中亚国家从内陆走向亚太，满足其对外战略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盘活亚欧大陆腹地的区域资源和资产，借助新疆的地缘中心优势，将中国西北、南亚、西亚、中亚、蒙古国和俄罗斯连为更紧密合作体。从规模经济角度看，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只有形成网络环状才能实现最大经济效益。

王海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暨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的背景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有其历史和现实背景。

1.历史渊源悠久深厚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经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抵达新疆，继续向西经过中亚、西亚，最终抵达地中海沿岸。形成并发展于距今1700多年的西汉时期，唐代达到鼎盛，元、明时期至今，几经沉浮，但一直绵延不绝。它既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安全、信息通道，也是连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第一座桥梁，承载了上千年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和共同兴衰的变迁和沧桑史。

就功能而言，“丝绸之路”实际上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通过千年古道，横跨欧亚的几条干线，“丝绸之路”连接起了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促进了古代至今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沟通以及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交流，上千年来曾经多次主导世界和欧亚的经济交往。

如今，由历史发源地和因出口丝绸而命名该路的中国提出传承历史、重振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应该说再恰当不过。

2.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新形势

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势力集团化、一体化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力量。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组织相互交织，机制构建和制度安排不断创新，大国和大集团对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合作愈加重视。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转移，亚太地区的机制和模式竞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各种力量博弈处于胶着状态，这一切将对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模式选择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以中俄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哈萨克斯坦等转型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出现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势头。中亚国家独立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出现明显差异。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以及俄罗斯欧亚战略的提出，中亚国家对自身的亚洲国家定位和欧亚通道的认识越发清晰，各国选择区域合作机制的自主性加强。后金融危机使得中亚各国从排斥一体化到接受一体化，希望与周边国家抱团取暖，共谋发展，给中亚区域一体化带来了新的契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是时代的需求，旨在新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将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将沿线国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接起来，将中亚地区的多种机制有机结合，包容发展，给中亚地区内陆国家经济发展以巨大推动，加快中国与欧亚国家互惠合作的步伐。

（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机遇

（1）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越来越明晰

俄罗斯正在实施创新经济战略和远东开发战略；哈萨克斯坦提出《2050年前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实施《2009~2014年现代化建设、技术和工艺设备更新计划》；土库曼斯坦正在实施《2020年前土库曼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吉尔吉斯斯坦制定了《2013-2017年稳定发展战略》；塔吉克斯坦正在实施《2007-2015年国家发展战略》。这些战略都离不开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等正好可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找到契合点，形成“命运共同体”。

（2）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纷纷“入世”可为区域合作搭建基础平台

近几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率先“入世”之后，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先后“入世”。哈萨克斯坦有望于2014年“入世”。从1994年提出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至今，乌兹别克斯坦“入世”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逐渐将“入世”作为乌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步骤，正在就“入世”条件等问题与相关国家和世贸组织秘书处进行洽谈。为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深化与国际社会的经济联系，土库曼斯坦政府2013年1月决定启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争取早日成为该组织成员，并为“入世”举办了普及世贸常识的讲习班等活动。

中国自2001年“入世”以来，积累了很多“入世”经验，可与沿线国家分享。沿线国家的“入世”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合作搭建基础的制度平台，使该区域的贸易投资环境更加优化，更加透明规范并可以预见，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3）俄罗斯和中亚各国亟须发展机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世界能源资源价格高企、各国应对及时和中国提供信贷支持等因素，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经济经受住了考验，近年来的年均GDP增长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对外贸易和接受外来投资呈增长势头。但近两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资源型经济难以持续，各国纷纷提出经济转型、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目标，这些都需要大量投资支撑，各国亟须发展资金和机会。这为中国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优势扩大与各国的合作提供了契机。

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导的深化改革的红利将惠及中亚国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但将给该区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还将为各国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市场红利和发展红利，与沿线各国形成“责任共同体”，成为带动该区域增长的引擎，为该区域发展带去更多机会，而非虚构的威胁。

2.挑战

（1）区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近年来，中东、北非局势的动荡波及全世界，俄罗斯和中亚等地的政治与安全领域动荡的压力加大。从内部看，中亚国家领导人政权交替进入敏感期，域外势力影响下各国反对派势力日趋活跃；中亚区域内部的水资源和领土争端等不断，毒品犯罪、“三股势力”等对沿线国家安全威胁有上升势头。从外部看，俄、中、美、欧、日、印等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经济、人文领域的合作竞争加剧，公开的、隐性的、直接的、间接的手段和方式在不断调整；随着美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该地区大国势力面临重新洗牌的可能。众多不确定因素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带来众多的安全隐患。

（2）区域合作机制竞争加剧

中亚地区已建立如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欧安组织”、“集安组织”等各种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既合作又竞争，尚未形成一个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同时，中国的倡议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发生碰撞。且区域合作的总体水平相对偏低，在机制建设与创新等方面需要完善和提高。如何发扬包容互鉴、互利合作的“丝绸之路”精神，统合域内各种机制的合作，发挥该地区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力，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区域发展差距拉大

经过20多年的独立发展，中亚各国发展差异日益明显。各国贫富差距、南北地区发展差异、国家发展差异越来越大，逐步形成了哈萨克斯坦一强四弱的格局。乌兹别克斯坦因为人口优势与哈争夺中亚老大的位置，中国与俄罗斯如何协调在中亚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以及中亚区域内的竞争和发展不平衡等都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未来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三）前景展望

展望未来，出于大国平衡战略考虑，并吸取乌克兰一边倒导致危机的教训，中亚国家将会选择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亚信会议”以及中亚行动计划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并行的策略。

中国与中亚国家将能够更加主动、灵活多样地在更广范围内开展互补性区域经济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沿线国家通过经济合作同欧亚地区主要国家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提供可靠渠道，并促进欧亚地区经济的一体化。

可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全新发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极具创造性和可行性。正如哈萨克斯坦学者所阐述的，该倡议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思路、新模式和新的发展前景。

肖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一经提出，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俄美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反应褒贬不一，虽有正面反应，但负面意见仍占据上风。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与俄、白、哈关税同盟对立，可能会对欧亚经济联盟产生负面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一项谋求把俄罗斯和美国排挤出中亚的计划。一些美国学者把“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描述成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马歇尔计划”，认为其从内容上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欧盟的“新中亚伙伴战略”、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矛盾，未来可能加剧西方国家与中国在中亚的经济竞争。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看法大体有三种：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适应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需要，不仅能为中国的崛起赢得更大、更广阔的战略空间，也将为中国的不断崛起提供新动力、新支点；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不合时宜，因为中国既没有推动该战略的良好的内外环境，也缺少必需的能力；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既然已提出且必须推进，那么中国就需要做好相应的战略准备，为制定具体的战略规划奠定基础。

无论中外学者如何解读“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但作为一项国际合作倡议，我们都需要把其置于国际关系的现实状态中来考虑。这是因为国家产生国际合作意愿且作出合作选择的必要条件不是其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而是国家对现状的偏好。那么，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哪些基本因素将会影响中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呢？

第一，大国关系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外部环境。“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权力）格局形成了以美国单极霸权为特征的权力分布形态。虽然大国之间存在一定摩擦，但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直接挑战过美国单极霸权的地位。也许可把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看成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较为温和的回应或抗争，制衡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施加的压力，改善、巩固和提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即便如此，在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之时大国关系总体上相对稳定。然而，随着克里米亚危机的深入发展，国际政治（权力）格局虽未发生质的改变，但权力关系却出现了较大的不稳定性。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制裁俄罗斯，这从长期看可能会给俄罗斯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经济增长是国家实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经济增长的下滑也就预示着俄罗斯国家实力会随之下降。那么，俄罗斯国家实力衰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俄罗斯是当前中亚安全秩序的重要主导国，其实力的衰退可能会使中亚地区的安全秩序得不到保障。事实上，这种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2008年的俄格冲突以及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都发生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下滑的情况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中，中亚地区正是该构想的核心地带。显然，该构想的提出是以中亚地区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为前提条件的。而目前大国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原有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在外部环境可能发生变化且有潜在风险的条件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进一步推进也可能将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风险。

第二，中亚国家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意愿度因其发展水平差异而各不相同。合作意愿度的不相等，可能将增加合作成本，从而降低合作的效力和弱化合作的稳定性。目前，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处于准备阶段，还未明确制度化的合作形式。尽管中亚国家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预期总体持欢迎态度，但因国家发展水平不一，中亚国家利益诉求差异很大，这直接影响着它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意愿度。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例，根据《201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统计，世界平均经济自由度水平是60.3，中亚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3.1，其中哈萨克斯坦最高为63.7，土库曼斯坦最低为42.4。如果仅从中亚国家市场开放水平来看，吉尔吉斯斯坦的市场化开放水平最高，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场开放水平则最低。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中亚国家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能给其带来一定的收益，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中亚国家的合作意愿度水平也未必就会明显提高。因为一个国家有可能将潜在经济收益让渡另一国家以期换取政治好处。例如，中、吉、乌铁路项目的变故等。此外，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推进和参加国的增多，相关国家（包括中亚国家）还有可能出现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合作意愿度缺失或者不足。

第三，理性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在发展中国周边关系中的作用。周边关系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则是十分重要的一组周边关系。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中国与中亚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2.7亿美元，与2003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2倍；中国与中亚国家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与哈萨克斯坦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20多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主要亮点。针对周边关系的需要，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在该战略构想还没有做进一步的规划之前，在国内众多舆论的引领和造势下，部分学者盲从于舆论，对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失去了理性的判断，过度解读该战略构想的作用，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在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同时，势必会促进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罔顾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经贸合作深化并不能避免冲突，相反还有可能增加冲突的机会。首先，中国从中亚国家进口的商品较为单一，中亚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低于中国对中亚国家的依赖，一旦中亚国家出现较强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将缺乏反制工具，很难有效降低对自己的负面效应。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关系的加深，中国将会面临非贸易壁垒、外汇管理、知识产权等问题的考验。其次，深化经贸关系虽有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但这并不能直接转化成彼此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目前的一些信息正体现出这一点。例如，哈萨克斯坦担心对中国国债比例过高会影响其经济安全；一些乌兹别克斯坦的学者并不赞同中国的某些宗教政策；吉尔吉斯斯坦也存在反华情绪增长迹象等。

综上所述，大国关系、相关国家的合作意愿度和理性认识等是影响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推进的基本因素。重视和挖掘这些基本因素，将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有效推进起到更多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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