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不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

随着3月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纷纷申请加入成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受到舆论的普遍关注，并在美国国内引发很大争议。亚投行为何受到欢迎？美日两国的担心是什么？它们会改变态度加入吗？亚投行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吗？如何看待本届领导层向全球力推的“发展”议题，中国的外交新近呈现出哪些特点等，就这些问题，南都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亚投行受欢迎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由中国发起倡议的亚投行，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关注？

金灿荣：欧洲国家的踊跃参与，是出乎意料的。不仅美国没有想到，中国也没有想到。3月下旬楼继伟财长见记者时就坦承，知道亚投行受欢迎，但没想到会如此踊跃。原来亚洲区域内的国家，大部分都支持，但国际金融经验非常好的欧洲国家，纷纷申请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是没有想到的。这个“没有想到”有一点战略意义，使得美国感到有些危机，就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因为原来的国际金融贸易领域，欧洲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小兄弟”，是跟着美国这个“老大哥”一起玩的。这次不顾美国的面子，申请加入，显示出中国的影响力在上升，使得美国有种沮丧感。

另外，亚投行本身就被人看好。2013年10月中国提出，2014年中国推动，当时很多国家是犹疑的。但以目前的势头看，亚投行办起来是没有问题了，且也会有一定的水准，关注评论的自然就多了。

南都：看到英法德意等国申请纷纷加入，白宫及美国国内的一些舆论的最初反应是指责它们“迁就”中国，或被中国“引诱”，但奥巴马在3月23日也改变了口风，提议亚投行可与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建立合作关系，美国现在对此的实际态度是什么？

金灿荣：美国对此是有一点抵触的。从一些讯息看，为了阻止澳大利亚和韩国申请加入，美国是在私下做了一点“工作”的。现在看，“工作”无效，美国和白宫难免有些沮丧。美国对中国的怀疑感太深，中国做什么事，它都有点抵触。如果中国做的是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被世界所欢迎，再反对，就属于不加选择地“为反对而反对”了，这就有点问题了，会把自己搞得很尴尬了。

二是美国应该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分开看，两者虽然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两者的逻辑是不同的。中国现在拼命推“发展”议题，而这是适应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求的。美国现在在拼命推“安全”议题，老在提醒中国发展快，是个“不稳定”因素。“安全”这个议题，有时一些国家会呼应，有时又有点“烦”。

亚投行是个典型的例子。亚投行的设立是有经济合理性的。亚洲人口多，经济规模大，但现在发展面临着一个瓶颈，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世界银行就推算到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资金高达8万亿美元。而现在几大国际的政策性银行，比如世界银行、亚开行等，资金本身也不足，它们之前的职能也集中在地区扶贫上，这就带来了资金的缺口。如果亚投行能够成立，并以商业的逻辑发债融资运作的话，对弥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无疑是一个极好的事。若美国对这样一个具有经济合理性的新事物也极力反对，就会落入被动的境地了。

此外，全球现在是资本“过剩”，在此背景下，好的投资机会就稀缺了。而亚洲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好的、规模较大的投资机会，这是欧洲国家纷纷申请加入的原因。英德法意等老牌金融强国，玩金融的经验是中国不能比的，它们现在的选择是明显看好亚投行的前景。

日本短期内很难改变态度

南都：亚投行说白了，是以生意人的视角，寻共赢。

金灿荣：是的。亚投行的基础好，满足了市场需求，既对中国好，可以实现几大目标，也对相关的参与国好。一是可以为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中国现在决心要把自己塑造成负责任的大国，需要一个平台，亚投行恰是这样的一个平台。二是可以把中国超强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发挥出来。中国房价现在还没有企稳，这方面的能力好像一下子没了用武之地了，走出去以商业的逻辑协作亚洲其他国家搞基建，是双赢，也是发挥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三是以亚投行为平台，协作亚洲其他国家发展，中国的影响力也会扩大，经济上看也会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不用讳言，做这件事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南都：随着韩国和澳大利亚在近日宣布申请加入，美日最终会做出何种选择？美国国内也出现了一种声音，批评奥巴马政府不主动参与，而是被动应对。

金灿荣：日韩要分开看。首先是日本和美国绑得更紧一些，日本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担心不亚于美国。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它的全球领导地位，日本则担心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压倒它并与其算历史旧账。韩国与中国没有历史旧账问题，在心理上早就接受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日本仍存有一决高下的想法。过去100多年，日本人在工业化上确实走在了中国前面，它有某种优越感，不容易转变。从心态上讲，日本要接受中国的大国地位，比美国还难。由于没历史包袱，美国的战略调整可以很灵活，日本近期内改变态度的可能性很小，而美国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

南都：美国国内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亚投行是美国自己犯了战略错误，迟迟不愿对世行的投票权和融资占比进行改革，才逼得中国不得不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金灿荣：美国国内确实有这样的言论，批评奥巴马政府，批评美国的两党政治之间的撕咬使得世行的改革迟缓。2005年，美国的副国务卿佐利克和戴秉国国务委员进行战略对话时，提出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也很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承担更大的责任，但责任承担扩大的同时，也要扩大相应的权利，要求在世行、IM F等组织中多出一些资本，提高一些话语权和投票权。但美国内部的政党纷争使得这些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迟迟难以推进，像中国这么大一个体量的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仍只有3.8%。

时间不等人，世界需要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又不给机会，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被迫推出亚投行这样的平台。但也不要把美日现在的不情愿和中国对立起来。近日，美国和日本的态度都有所变化，日本也谈到了加入的可能和条件。

南都：这次亚投行从倡议到目前的逐渐成型，中国外交上加分不少。

金灿荣：亚投行的创设，是应时而生，但中国外交上做得确实较好，首先是对区域内国家，工作做得比较到位，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印度和印尼的支持很重要。这两个国家加上中国，人口规模高达29亿左右，全亚洲的人口是44个亿。这两个国家支持，就等于涵盖了亚洲三分之二的人口规模了。而海湾沙特、卡塔尔和科威特等国加入进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较好。亚洲国家，资本比较多的是三方：中国、日本和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加入，再加上中国，本金就有了保证。同时，中国坚持的原则也比较好，声明亚投行是开放的、包容的，不寻求一票否决权，且随着参与国数的增加，中国也愿意稀释份额。

南都：亚投行的未来，你也抱有乐观的预期？

金灿荣：在今天的这个乐观局面下，中国恰是要保持冷静，因为接下来真正艰苦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呢。3月底，递交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确认书结束。4月15日，意见征求接收结束。接下来就是谈章程，这个过程是个艰苦的讨价还价，欧洲国家加入，必须要符合国际标准了。然后是利益分配。总部在北京已经确定了，那谁来当行长、副行长，执行董事的位子怎么分配。原来在W T O、IM F以及世行中，中国只是个参与方，这次不同了，当家要知“柴米油盐”了。中国现在已经宣布，行长、副行长要全球招聘，确保专业性，这很好。现在设计的是本金1000亿美元，实缴500亿，启动资金100亿，运作如何，还要看成立后第一笔债券的发售情况。

南都：亚投行与“一路一带”战略，均是本届领导层在2013年底提出的发展战略。

金灿荣：两者要分开来看，亚投行实际上就是搭一个平台，让中国的资本和超强的基建能力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对接。它与“一路一带”战略有交叉，但不是“一路一带”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战术上开始积极进取了

南都：亚投行和“一路一带”，是中国力推的“发展”议题了，与美国力推的“安全”议题，相向而行，两者没有交叉碰撞，看上去是中国避免被“围堵”，而主动突围的一招好棋。

金灿荣：中国外交的主动性近年来确实是大大增强了，用王毅外长的话说是“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由原来的“韬光养晦”的“反应型外交”变成了“主动型外交”，风格变了，积极主动地去倡议，去搭建平台了。“一带一路”、几个新的银行以及“亚太自贸区”，都是中国主动倡议的，包括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提出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十四字方针，都是表现。对此，美国还没有习惯，它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南都：对此，舆论也有不同的解读，像亚投行的倡议，也有人认为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

金灿荣：这是多虑了。中国一直在强调，不寻求主导亚投行，是搭建一个平台，支持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亚投行本身也不是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它与世行、亚开行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关系，关注的侧重点也不同。把它对比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门罗主义”，都是“简单化”的结论了。中国推动的经济合作议题，是寻找经济上的双赢而不是战略控制。

美国的战略有一些偏差，忽视了全球迫切需要的经济议题，若适时地做一些调整，在强化全球经济合作上多下一些功夫，肯定会受到欢迎，当然，中国也欢迎。现在中国想通过贸易和合作，带领大家一起“赚钱”。但美国老在旁边酸溜溜地敲打，心态上有一些问题，角色上就难免尴尬。美国要很自信，那就提出一个更好地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方案，与中国竞争好了。对这种尴尬的角色存在的问题，美国国内现在也有一些理性的声音在反思了，但相对来说比较边缘化，遏制中国的声音还是多一些，结果使得美国在政策调整上有点自缚手脚。

南都：本届领导层在外交政策的调整上，还有那些特点？

金灿荣：在方向上，中国当前是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风格上开始积极进取了，外交决策权也进一步集中，软硬力量并举。虽然战略上并没有完全放弃“韬光养晦”，因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开放，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多个国家建立经济上的伙伴关系。但在战术层面上，已经开始积极主动起来了。首先是与大国建立合作关系，特别重视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二是积极地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周边关系；三是推动建立全球伙伴网络；四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具体的政策是往西建立“一带一路”，往东推动“亚太自贸区”，支撑工具就是几大银行和几大基金。包括金砖国家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基金、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今年可能还要推动第三个银行，即上海合作组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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