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舞者”的本质
2015-04-14《南方都市报》2015年04月12日 AA18版朱锡庆
中国经过了一个“韬光养晦”的阶段,但现在的体量已是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水平,对全球的影响力已经客观存在了,一吞一吐都在影响世界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总不能一直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之后怎么办?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中国要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不仅别国关心,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中也要碰到,不能再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了,要有个具体、清晰的答案。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很多学者提出了他们的见解。但我在阅读相关的论述后,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视野太窄,漏掉的面积太大。二是说法很多,但总体感觉是思路不清,不知最终要表达什么。在某一点上或有启发,但总体上是不得要领,缺乏历史纵深。
中国自身历史的启示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从历史事例看,能否找到一些启迪和知识。中国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长的大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世界领袖大国的地位,自身的历史有很大的启发。
中国古代的思想里曾有“霸道”和“王道”之争。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有如此规模和版图,成为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是经过漫长的演化。先哲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做大国领袖的角色,要行“王道”,不能行“霸道”。靠征伐、杀戮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不能持久的。但什么是“王道”,很多文献曾阐述过,但没有说清。
中国的地名,带“化”字的比较多,像在湖南省,“兴化”、“怀化”、“安化”等,有十多个带“化”字的地名。像乌鲁木齐,现在这称呼是来自英译,乾隆时的名字叫“迪化”。“化”这个字好像有点歧视,说是中原民族同化野蛮民族,现在基本不用了。但这里面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它不是通过征伐而是试图通过文化的影响把这些民族融合进来。所以,中国古代有一种智慧,若占领了一个新地方,文化影响力不及,最终会放弃。因为若继续占领,治理的成本很高,得不偿失,不如放弃。
从中国之外的人类历史看,某一个时期会出现幅员辽阔的帝国,甚至会横跨洲际线。这样的帝国在不同区域,几百年内就会出现一个。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迅速征服了其他区域,但短命,多是几十年就灭亡或解体了。从全球历史看,唯一一个长命的帝国,就是中华帝国,它延续了几千年。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全球帝国很多个,为何中华帝国最长寿?
历史学家曾给出不同的答案。我的看法是,中华帝国同其他帝国的重要差别是帝国建立和扩张的基础不同。中华帝国虽然动用了军队,但基础是文化和文化的影响力。其他帝国不具备这个根基,它只是在某个时间,依赖迅速膨胀的军力,以征伐来实现了版图的扩张。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以举国之力建立一支具有杀伐能力的军队,在军力上超出其他国家一大截,但在杀伐征服的同时,自身国力的消耗巨大,若无文化上巨大的影响力,治理成本也是高不可及。更致命的是,若快速消耗的资源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这个帝国就很难持续。国力衰竭之时,也是帝国解体之日。
所谓文化,不外是说维系社会秩序的制度安排以及创造财富的技艺。农耕时代中国的制度是全球最先进的,就是等级制。当全球其他国家还处在部落杀伐的丛林法则时代,中国已经知道用一套完整的等级制来约束竞争了。当其他国家还处在茹毛饮血的采集狩猎时期时,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已经高度发达了,掌握了一套深耕细作的知识。中国历史上也有游牧民族的强盛时期,甚至灭掉了中原王朝,但很快就会被汉文化同化,甚至这些民族都不复存在了。金灭掉了宋,清灭掉了明,最后的结果却是这两个民族都被同化掉了,使用的是汉字,制度和产品也是使用汉人的,乾隆皇帝都成了“诗人”。
中国历史给出的启示就是“霸道”行不通,要行“王道”,要以具有大范围影响力的文化作根基,依赖对区域内民众都有利的知识体系,来行使和维持领袖地位。
美苏争霸的教训
再来看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历史。这45年的争霸史,是当代中国人或多或少都经历的一个阶段,可以看得更清楚。从结果看,是苏联解体,美国完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在军力上是势均力敌,可以相互毁灭。但最后分出胜负,不同点是二战后,美国是世界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地,它有一套完备的新知识生产体系,表现出来就是发明创造源源不断。二战后,世界上产生的新制度以及新产品,大部分都来自于美国,比如在器物上包括互联网、高速公路、大飞机等。国际间的新制度,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一套新的国际货币制度,两个要点,一是美元和黄金挂钩,二是其他国家货币和美元挂钩。通过这个制度安排,为国际金融领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秩序,对所有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世界银行、WTO、IFM等,都是美国人发明的。而苏联是缺乏这些的,不是完全没有,但很少。没有这个新知识生产体系存在,美苏争霸中,苏联为维持庞大的军队和阵营,消耗巨大却得不到有效补充。在某种程度上,苏联依靠自然资源,一旦风吹草动,造成油气资源贬值,国力衰竭,这个阵营就跟着瓦解。现在油价下跌对俄罗斯也是致命的。普京要维持强大的军队,实力不足又要强出头,巨大消耗下很难维持补给,一定会造成国力衰竭。普京再坚强,再有智慧,若目前的局面持续,俄罗斯国力的衰竭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全球领袖,成为世界警察,是有两手的。一是不得不承认它有全球最强的军力,但若仅仅只有这个东西,它也会是个短命的帝国。二是根本的东西,就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它成为了世界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在世界格局里要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领袖,不是愿望的问题,而是实力的问题。当前的美国向世界大范围地提供新知识,与农耕时代中国表现出的大范围的文化影响力,两者是一回事。当时的中国也是世界新知识的主要源头,东亚的扶桑、高丽、暹罗等国,都纷纷跑来中国,学习制度和器物的制造。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战后美国是“霸道”和“王道”并用。美国在行“霸道”上是不成功的,对国力是种消耗,也没有多大意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两次海湾战争,包括阿富汗战争,对美国消耗皆巨大。把伊拉克这个国家打碎了,最后跑出来“IS”这类极端组织。争夺石油,打不打都可以拥有啊,不打可以买,若把两次海湾战争的钱拿去搞新能源开发,说不定页岩气革命早到来了。对被征服的地区又带来了什么?把这个地区打碎后,更多的极端恐怖组织跑出来,成为新的更棘手的祸害。
很多学者做研究,只看到美国称霸全球背后这支举世无敌的军队,其实是种误读。这支军队除了是种消耗,带给其他国家恐惧外,对美国,对世界,意义都不大。若没有新知识生产体系的支撑,美国的国力是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消耗的,它也会与苏联一样完蛋。
资源配置方向的选择
中国要在未来世界里扮演一个什么角色?通过上面的分析,最起码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是起码的国防是需要的,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如此。但大国国际影响力的基础,肯定不是武力,这点要明确。二是中国要成为首屈一指的影响力大国,立足之本也是要成为全球新知识生产的中心,向世界源源不断地供应改善福利的技艺和发明,以及使所有人都受益的新制度品种。只要做到这点,中国自然而然就成为世界的“领舞者”,想不当都不可能。中国能否做到?有没有这个潜力?又有没有信心呢?
刚离世的李光耀以及美国的副总统拜登都说过,说中国的G D P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中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给出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美国的创造力,不会成为新知识生产的源头。他们是比较清醒的,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和美国强盛的基础,但没有看到或低估了中国成为全球新知识生产源头的潜力。
最近亚投行的例子给人巨大的启发。亚投行目前的受欢迎局面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也超出中国的预期。中国通过过去20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具备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种很独特的能力,就是大规模快速低成本的基建能力,表现出来就是中国有这样一套产能体系,有这样一支施工队伍,掌握着这样的一套知识。加上亚洲及全球其他地区现在又有基建方面的巨大需求,两方结合,使得很多国家意识到这是一个商业机会。这不是一般的机会,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个世界性的、历史性的机遇。这是亚投行受欢迎的原因。
中国要扮演领舞者的角色,就是要以商人的逻辑和眼光,把这种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共同机会找出来,然后发起倡议,共同努力,实现“双赢”。做这样的倡议者,做这样的领舞者,谁都不会觉得中国是威胁或危害,哪一个又可以围堵得了呢?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关系是半文明半野蛮的,还时常伴有战争。所以,国际间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做类似亚投行的事,提供新的制度品种,使所有人都受益的机会还有很多。中国再去找几个出来,做好三件五件,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就出来了,也具备了怎样成为一个新的领舞者的知识。
比如说全球的币制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世界的币制和金融秩序是紊乱的。美国的世界地位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上的,目前的强势,靠之前的后续影响维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若中国人能在攻克币制难题上比美国人贡献更大,能提供一套更好的制度安排,使各国都受益,人民币的地位会立马超过美元。这不是“货币战争”那种阴谋论所阐述的逻辑,比较的是中美两国的知识和智慧。找不到一套新币制安排的知识,想建立新的全球货币和金融秩序,是不可能的。中国能不能在亚投行之后,集中智慧来攻克这个难题呢?
另外,在技艺和产品领域,现在的发展趋势很明显,就是“智能化”,即所谓“智物时代”的来临,器物本身都装有一个大脑,具有除创意以外的智能。在这个新的阶段,若大部分或相当部分的发明创造是来自中国,满足全球的需要,届时,买卖双方皆有利,谁又能挡得住中国的影响力呢?
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很多学者眼中中国崛起的“战略”和“挑战”,皆不会是问题了。无论是提供新产品还是新制度,基础是要有一个新知识的生产体系。中国应该把资源,无论是4万亿美元的储备也好,还是13亿人口的聪明才智也好,集中配置到这方面来。这是中国强盛,并成为领舞者的根基。
中国人应有自信
在目前这个阶段,很多学者谈到了其他国家抑制中国复兴,围堵中国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否真的存在,都要把它撇开。无论围堵也好,抑制也好,都不要用武力去对抗。若如此,刚好上了别人的“当”,军备竞赛是打一场消耗战,即使中国打败了对方,国力也会耗竭,结果还是输,也不可能实现复兴。中国坚决要避免,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艰难点或受到点委屈,但不上此当,而是把资源配置在建立新知识生产体系上去,夯实根基。对方使用的所有围堵的招数,也会被中国一一化解,它想怎么围堵都围堵不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而是一个根本的策略。
美国现在担心中国会挑战甚至推倒其在二战后建立的新秩序,其实客观地说,中国也是这套秩序的受益者。中国要表明并不是要替代原秩序,但也不是说原秩序就不能动。若中国有智慧发现机遇,建立更好的秩序,使得全球皆受益,为何不能做?中国不必忌讳这个事,也不必担心围堵。亚投行的例子已说明中国是可以积极作为的。
很多人说中国海外利益日益增加,保护要靠武力,其实是种很深的误读。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富裕后购买力在,中国人到哪里不受尊重?巴黎可以为中国人的购买力,打破惯例,商店在周末开门营业,这不是最好的尊重吗?票子“多”比军舰“多”,更能赢得尊重。
发现亚投行这个机遇,说明了中国人的眼光。但决定亚投行最终成败的关键是决策机制的设计。现在这点上,还没有看出有清晰的思路。既然看到了IM F和世行原来存在的一些问题,就要弄清根源所在,避免重蹈覆辙。若以G D P为份额做基础,那就要找到一个全新的决策机制,来保证决策效率。这就考验中国人的才智了。亚投行的成败,是中国是否有智慧扮演一个领舞者角色的观察点。
是否有这个能力,中国人要有点自信,因为一些成功事例的反馈已经表明了这点。亚投行已经表明中国人在发现机遇上比美国人更出色。智能化时代的新产品,比如高铁,虽然不是全新的产品,但是个“半新”的产品,仅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生产的高铁整个系统是天下第一,运用了集成创新的智慧。诸如此类的成功事例,说明中国不是没有一点基础,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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