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智库健康发展培育良好“生态环境”

——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

近年来，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类智库不断涌现。今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至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中国智库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对智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冷思考。

近日，薛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对智库建设相关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

高校需与专业化智库进行有效配合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各类智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请谈谈你对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的理解。在智库热背景下，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存在哪些问题？

薛澜：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智库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大大拓展了。所以，首先要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智库。其实，《意见》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按照这个定义，虽然国内目前有很多组织和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并不等于这些组织或机构都是智库，也不等于它们今后都应该办成智库。

同样，笼统地把高校作为智库来评估也是不严谨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高校的基本功能与智库不同，主要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当然，目前许多高校内也存在着不少符合条件的智库，但这与整个高校就是智库有着本质的区别。高校的很多研究是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基础性研究。这些基础性研究的知识贡献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意义重大，其中包括对高校自身的智库和其它智库的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校的知识服务功能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比高校内的智库所起到的作用更重要。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复杂公共政策的决策往往可能需要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有机结合。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虽然在基础研究上有明显优势，但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的优势也许就不明显了。而很多真正专业的智库在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最有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有跟专业化的智库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有效配合才可能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因此，在智库热背景下，建设智库的高校必须明确，智库只是一种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一种手段。智库能够帮助政府制定使得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各种政策，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高校本身所擅长的基础研究对优化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旋转门机制有利于高校发挥人才优势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高校内部的智库建设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薛澜：高校的智库发展既有功能定位问题也有运作管理的问题。高校中的智库除了政策研究的功能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公共政策培养人才。高校培养的政策人才毕业后在政府部门或政策研究机构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或制定工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可惜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旋转门机制，所以，高校内的政策研究人才很难直接去政府决策部门参与政策制定。这是中国政策体系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一旦完善这种旋转门机制，高校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才优势就可以真正地发挥出来了。

目前我国高校中的智库也存在各种运行机制的问题。如高校的教师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承担其他各种公共服务，同时还要在高校中的智库担任研究任务。如果高校智库需要针对复杂、重大问题做持续不断的研究时，这些教师很难兼顾这三方面的工作。高校中的智库需要有一些专职的研究人员，但目前高校人事制度的安排尚不清晰，需要改革现有体制和机制，确保这些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薪酬、未来发展等问题得到保障。

从长远来看，高校智库若想在智库热背景下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校内部的智库要弄清楚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明确自身功能定位。一般来讲，由于高校在政府部门之外，了解到的信息有限，其所提供的研究与政府部门的需求之间有较大差距，因此对策性研究并不是高校的长处。而高校在学科基础、国际联系、基础性和应用性政策研究方面则更有优势。

第二，如何保障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政策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明确高校内的智库的具体运行模式。这里涉及到人才、经费来源、研究成果的传播途径等。

关于人才，高校，尤其是著名大学，有很多著名学者，这是高校很重要的智力基础。高校是人才流动、思想交汇的场所。说到底思想库或智库，就是需要智力和思想不断碰撞交流，高校在这一点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关于经费，目前我国对政策研究尚未有完善的资助机制，在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专业智库做较为重要的政策研究。而在高校的主业是培养人及做基础研究，所以高校已经承担了做政策研究所需要的很多基本投入（如图书资料，基本办公设施等等），也就是说学校已经把很多固定成本覆盖了。这样，相对于其它智库来说，高校在经费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关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模式，实际上许多政策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开渠道去影响社会各个方面，最终影响决策。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许多政策研究涉及敏感课题和分析，这种情况下与决策部门的直接沟通渠道比公共渠道更有效。所以一个机构内部是否具备这种渠道以实现有效的政策沟通很重要。

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学院是清华大学很多重要智库的机构平台，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中国工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等。这些智库有不少都是与相关的部委，如科技部和发改委等联合成立的。这种合作共建的模式可以保证其研究成果能够比较畅通地向决策者传递。

第三，涉及到治理结构。高校里的智库在组织架构安排上是否具有独立于智库运行之外的机构，例如理事会，来监督智库的运行，评估其绩效，保障其质量，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智库的战略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智库都有这样的理事会，但是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保证这样的机制对高校智库的治理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内智库的领导者是否真正认为这个机制很重要，愿意推动其发挥作用。

完善智库治理结构 建立公开透明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官方智库、高校内的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建设有哪些建议？

薛澜：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领导的意见相左时容易受到压制。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在运作上与政府脱钩，但政府保持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提供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 （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保证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薛澜：政府可以通过各种规定对智库进行监督规制。但更加重要的是完善智库的治理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推进智库财务信息公开。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思想竞争环境。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要保证真正拿出政策建议的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应当让各智库不同的政策方案进行交锋，通过学术交流甚至是辩论的方式让这些方案进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大浪淘沙，真正筛选出少数优秀的方案供决策者进行挑选，这样失误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恰恰通过这种竞争，智库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品牌，进而提高其研究质量。

当然，不同类型的智库之间既要有竞争，也要有合作。官方智库有更加畅通的研究成果的传递渠道，因此高校与之合作能够有效传递研究成果。而官方智库的一些研究如果涉及基础性研究，可以与高校的专业人才进行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此外，民间智库有其灵活性和独到的视角，与政府和高校智库的智慧凝聚起来，其潜力也是无可限量。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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