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三角关系与“中美苏”三角关系比较

本文的题目是“中俄战略协作和中美俄‘三角关系’”，顾名思义，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中美俄“三角关系”。关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文章已经发表很多，本文的重点是对中俄关系20年的发展历史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对中俄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这两个结论进行阐述和分析。笔者在2000年曾在本刊发表过题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其美国因素》的文章。本文除了补充介绍进入新世纪的中美俄“三角关系”（或曰“三边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外，着重对现在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与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加以比较，从而揭示中美俄“三角关系”所具有的新的时代品质和特点。

一、顺利发展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以后，中苏关系变成中俄关系。20多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是中俄关系发展得非常顺利，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中俄双方都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当前的中俄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堪称“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一）中俄关系的发展和取得的重大成就

20多年来，中俄关系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

1.中俄关系在两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1992年12月17-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北京，双方宣布中俄“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2-6日，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双方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24-26日，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双方把中俄关系又推向一个新水平：“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就是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中俄关系连续上了三个台阶：从“友好国家”发展到“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然后又上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两国关系一个质的飞跃。2001年7月16日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长期方针。

2012年6月6日，胡锦涛主席与普京总统会晤时，双方根据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前面冠上“全面”两个字，并且指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这一方针是两国外交最主要的优先方向之一”。2013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与普京总统会谈时，进一步阐述了中俄关系的定位：“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都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2014年5月20日，在美国加紧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敏感时期，普京总统访华。中俄双方发表了《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两国战略协作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新高度，进入新时期。

2.建立了高层定期会晤机制

多年来，中俄两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两国元首当选后，都把对方作为首选访问的对象国，这已经成为中俄关系的传统。2013年3月14日习近平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2日就出访俄罗斯。中俄建立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议长的定期会晤机制。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设立了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人文合作委员会、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经济合作大项目高级别监督工作组、能源领域专门工作组，等等，基本覆盖了中俄合作的所有领域。这是中国对外交往中规格最高、组织机构最全、涉及领域最广的会晤和交流机制。如此完备的合作机制，对中国来说是唯一的，对世界来说也是少见的。

3.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新时期中俄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则和精神，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条约第六条对中俄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作了规定：双方“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条约第九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有评论认为，落实这一条将使中俄关系进入准结盟状态。

4.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在中俄两国的推动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即“上海五国”元首从1996年开始举行定期会晤。2001年6月，“上海五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现在，“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独特的力量，在有效应对跨国威胁和挑战，推动成员国之间在安全、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

5.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连同1991年5月16日签署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4年9月3日签署的《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将长达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下来，为两国世代睦邻友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随着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中俄之间不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

6.实现了边境地区的透明化和非军事化

经过多年谈判，1996年4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按照协定，以俄、哈、吉、塔为一方，中国为一方，沿7300公里的漫长边界各自部署的军队不超过13.4万人。双方相互通报100公里纵深边境地区的一切军事活动。这两个协定的落实，使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实现了非军事化和透明化。

7.军事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俄罗斯一直是中国引进先进军事技术的主要来源。中国不仅向俄罗斯购买先进的飞机、潜艇、水面舰艇、导弹等，而且还购买了先进武器装备的生产技术。从2002年起，中俄每年都举行陆上或海上的联合军事演习。军事演习深化了两国的互信，加强了两国、两军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提高了共同应对国际和地区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新威胁的能力。

8.经贸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3年中俄贸易额达到892亿美元，预计2015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中俄战略协作“新阶段”的重要表现是开展大型项目合作，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从2011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向中国输送石油，2013年输送量达1575万吨。根据中石油与俄罗斯伙伴签署的原油长期贸易合同，到2018年俄罗斯每年将向中国输送原油4610万吨，约占中国原油进口的10%。普京此次访华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备忘录》和《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按照协议，俄罗斯从2018年开始连续30年向中国供应天然气，每年供应量380亿立方米，价值总额达4000亿美元，被国际舆论称之为“世纪合同”。所有这些对加强中俄两国的相互依赖，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保证中俄双方的经济安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9.在国际领域的密切合作

1997年、2005年、2008年，中俄两国元首曾多次专门就国际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中俄在国际问题上，有广泛的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在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俄方支持中方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中方支持俄方为促进高加索地区乃至独联体的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中俄在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作。中俄积极支持开展“网状外交”，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地区和多边合作机制，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全球和多边机制框架内密切配合，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10.中俄友好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

为了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巩固和扩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自2006年以来，两国先后举行“国家年”、“语言年”、“青年友谊年”、“旅游年”等大型活动。在中国民意中，俄罗斯一直处在友好国家前列。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不断改善，主流民意视中国为友好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俄罗斯的机遇。

（二）中俄关系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和大国关系的典范

中俄双方对两国关系的发展非常满意，一致认为，中俄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正如2013年3月22日两国元首签署的《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中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为大国间和谐共处树立了典范”。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俄关系曾经有过两个最好的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同盟时期。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和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建立政治军事同盟，进入“蜜月”期。当时中国全面学习苏联，引进苏联的科技、文化、理论思想和政治经济制度。苏联全面援助中国，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工业和各项国家制度。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深厚的友谊至今还留在几代人的记忆中。但是，应该看到，那时的中苏同盟关系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同盟关系建立时起，两国关系的基础就隐藏着破裂的因素。例如，作为盟国，不仅要求社会制度要保持一致，而且思想理论和内外政策也要保持一致。苏联和中国作为两个国家、两个民族，而且又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怎么可能处处一致呢？一旦出现不一致，就互相指责对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给对方戴上“叛徒”的帽子，甚至号召对方人民推翻现行的领导。这些做法实际上是粗暴干涉对方国家的内政。这样的同盟关系走向分裂，两国关系疏远，最后反目成仇，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是必然的。

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现在的中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的。1989年中国由于六四事件，受到西方的制裁和谴责，在国际上陷入孤立。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俄外交部在列举邻国的名单中，甚至没有中国。“民主派”还时不时地指责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在中国，左派学者发表文章批判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大有当年批判赫鲁晓夫“变修”的架势。在这微妙的时刻，一个新的课题在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智慧：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何与抛弃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并力图融入西方社会的俄罗斯打交道？答案找到了！中国领导人公开声明：苏联发生的事属于它的“内部事务”。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时，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从此，尊重对方人民的自由选择，互不干涉内政，就成了中俄关系发展的准则。随着两国关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准则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尊重”对方人民的选择发展到“支持”对方人民的自由选择。

“双方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20多年来，中俄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待，因而双方相处非常和谐，谁也没有屈辱感。

相互尊重和平等、互不干涉内政，这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形成和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在国际交往中，获得尊重和平等，这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欺凌。近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为“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而奋斗，但是，在笔者看来，时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之前，没有一个世界大国做到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日本侵略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从中国抢掠过那么多财富，杀害过那么多中国人，至今连个像样的认罪态度都没有。美国长期挟持台湾，干涉中国内政。英法等老牌列强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中国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但是只要中国国内出点什么风波，他们马上就会站在反对派的一边，为之撑腰打气。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方面支持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又严重侵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邓小平在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时说：“中国人有屈辱感”。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终于克服了几百年来居高临下的傲慢，开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正在崛起的中国。所以，饱受外国列强欺凌的中国人倍加珍惜中俄关系中的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和平等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新型大国关系典范的重要表现。当然，中俄关系作为大国关系典范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中俄彻底摒弃历史上大国交往的传统模式和冷战思维，不再走军备竞赛、建立军事同盟的老路，而是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裁军和建立信任构筑共同安全、同等安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针对第三国，等等。

二、新时期的中美俄“三角关系”

中俄关系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国内的因素，但是外部的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影响中俄关系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日本，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现在，影响中俄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国。

（一）美国因素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

苏联解体后，西方某些势力曾把中国视为“第二个苏联”。当时俄罗斯热衷于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但是梦想很快破裂。1993年上半年，北约决定向东扩张，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原苏联地区，美国公开反对俄罗斯享有“特权”，在边界以外建立“势力范围”。这样，中俄在国际问题上就找到了共同语言。1994年9月，中俄元首第二次会晤时，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无须讳言，这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指的就是美国。

1995-1996年，俄罗斯进一步感到，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西方。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一度出现紧张。这样，寻求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就成了中俄两国的共同需要，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如果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根本动力是两国的内部因素，那么直接和现实的动力则是美国因素。

（二）进入新世纪的中俄美“三角关系”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美国以反恐和推进“民主”之名，对外实行单边主义的黩武政策，对中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2003年3月，美国绕过联合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入侵伊拉克。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是继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第四次对主权国家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2013年又对叙利亚跃跃欲试。这些战争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都引起强烈反响。

美国尽管深陷伊拉克战争，但是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2004年，北约接纳波罗的海三国为正式成员，使该组织扩展到原苏联领土，直逼俄罗斯的边界。2006年，美国决定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反导系统，使俄罗斯进一步感到来自西部的威胁。

2003-2004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内部矛盾，煽动和支持所谓“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建立亲西方的和反俄的“民主政权”。新政权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这对俄罗斯来说，不啻是一场噩梦。2013年年底以来发生的乌克兰危机既是苏联解体的后遗症，又是冷战后世界基本矛盾演变的产物。乌克兰是俄罗斯与西方争夺的焦点。在俄国精英们看来，如果乌克兰完全倒向西方，这将“使俄罗斯作为大国永无出头之日，在欧洲被孤立起来。这将是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实际上是蓄意使俄罗斯回到莫斯科公国的状态，沦为国际事务中的三流国家。”

美国干涉俄罗斯的内政，是俄美关系变冷的深层次原因。普京上台后，不再把“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作为战略目标，而是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建设强大的俄罗斯。美国等西方国家公开支持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指责普京走上了“极权”和“反民主”的道路，对独联体国家实行“苏联化”和“新帝国主义”政策，等等。对此，莫斯科非常警惕和恼怒。

俄罗斯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这同中国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立场相吻合。这说明，在涉及国家发展道路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中俄两国有共同立场和共同语言。俄罗斯学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在与西方的关系中，特别是在涉及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中国可以指望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因为俄罗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俄美之间的军备竞赛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尽管这种竞赛是不对称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尽管在台湾、西藏以及人权等问题上摩擦不断，但两国关系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进入第二个十年，中美关系出现新的情况。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似乎掉进了修昔底德陷阱。2011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调整军事战略和军事部署，把重心转移到亚太。第二，强化与日本等盟国的关系。第三，密切与中国有领土边界纠纷的印度、越南等国关系，其中包括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第四，通过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掌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

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钓鱼岛之争，在南海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岛礁之争，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在各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对于任何政治家来说，做出单方面的让步都是困难的。所以中国一直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客观地说，这是非常理性、非常现实的主张。正因为如此，南海和东海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了平静。但是在美国宣布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迅速发酵，使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紧张起来。今年4月，在乌克兰局势紧张、欧洲已经失火的情况下，奥巴马总统仍然抽身访问亚洲，为日本、菲律宾等盟国的反华鼓噪撑腰打气。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前，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俄罗斯退到相对次要地位。在俄罗斯，尽管有人提出，俄罗斯应在中美之间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立场，但是，主流社会没有减少与中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兴趣。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叶•巴扎诺夫在谈到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俄三角关系时说：“我们有理由视崛起的中国巨人为自己长期可靠的伙伴。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不愿与任何人分享世界领导权的华盛顿向北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抵制美国的霸权，中国需要伙伴和同行者，而莫斯科看来是不错的同行者。一方面，较弱的俄罗斯并未威胁到中国；另一方面，俄罗斯也不想看到美国的霸权，并准备对其进行抵制。”他还说，“现在的形势看来是这样：美国想阻止中国的崛起，而我们表示支持中国的努力。中国称俄罗斯是自己可靠的后方，我们也有理由视中国为俄罗斯的后方。”

概括地说，中、俄与美国之间存在一些深刻的、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第一，美国为了独霸世界，防止可能同美国并驾齐驱、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大国出现。在欧洲，视俄罗斯为潜在对手，通过北约东扩，予以阻遏之；在亚洲，视中国为竞争对手，通过“亚太再平衡”，予以阻遏之。第二，俄美之间存在“独联体问题”：俄罗斯力图通过“重新一体化”，守住在原苏联地区的势力范围，而美国为了防止苏联和俄罗斯帝国的复活，竭力使苏联解体的现状巩固下来，并争取独联体其他成员国倒向西方，把俄罗斯的势力限制在其边界以内。中美之间存在台湾问题，近两年又增加了东海和南海问题。美国通过插手这些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阻滞中国的发展。第三，美国认为中俄是“专制主义”国家，经常借“民主”、“人权”等问题，干涉其内政。第四，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俄罗斯力求保持大体上的平衡，美国则力图打破平衡，攫取单方面的优势。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部署反导系统，对中俄都构成了威胁。所以说，中俄合作牵制和抵制美国的霸权，有现实的基础和共同的需要。

（三）中美俄“三角关系”与中美苏“三角关系”之比较

中俄美“三角关系”是影响当代世界战略格局的主要因素，但是，现在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与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明显不同。

首先，中美俄“三角关系”与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性质不同。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年代，苏美对抗，中苏对抗，中美联合反对苏联，中美苏“三角关系”结构清晰，阵线分明。而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时代，中俄美“三角关系”呈现复杂情况。现在的中美关系、俄美关系都不是对抗性的关系。中美之间、俄美之间，既有矛盾和冲突，也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俄协作，牵制美国，目的不是组成反对美国的阵线，与美国对抗，而是通过一定的斗争，实现与美国的合作。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后，俄美关系降到了冷战后的最低点，但是奥巴马总统表示：“这并不是另一场冷战。俄罗斯毕竟不同于苏联……美国和北约并不寻求与俄罗斯发生任何冲突。”美国重返亚太，加大制衡中国的力度，但总的来看，还是预防性的，为美国创造有利的“战略环境”。美国在力图制衡中国的同时，也在努力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其次，当年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是零和博弈关系。任何一组双边关系的变化都会对另两组双边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现在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不同。如前所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对方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内外政策。中国不仅不担心俄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而且乐见其成。俄罗斯亦是如此，不会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而担心。

第三，从中美俄三国的双边关系内容来看，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美两国早已超越冷战。俄罗斯已成为西方大国俱乐部“G8”的成员，同北约建立常设的合作机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尽管由于乌克兰危机暂时中断了这些合作机制。俄美在反恐、军控和裁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2012年俄美贸易额近400亿美元。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2013年两国贸易额达5200多亿美元。中美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已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程度。从民间的交往来看，中美关系也非常密切。美国的教育科技制度和法制环境对中国人有广泛的吸引力，无论是高官还是普通百姓，都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那里学习深造。2007-2012年4年间，中国赴美留学人员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2013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达23.6万，占美国外国留学人员的1/4。美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从1970年的43万增加到2010年的403万，成为美国五大族裔之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当前快速的发展和繁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2009年奥巴马总统宣布4年内派遣10万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据说这个计划即将完成。

中美俄三边关系发展不平衡，而且各有特点。如果说在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中俄关系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中美关系的话，那么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中美关系的发展水平则大大超过中俄关系。如果说，推动中俄关系发展的主体主要是政府的话，那么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主体主要是民间和市场。

三、几点结论

（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强大的内在和外在动力，有完善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可以预见，随着两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俄关系将在现有坚实的基础上，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

（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国不会改变充当世界领袖的霸权政策，中俄两个大国也不会改变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就决定了美国与中俄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中俄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两国发展战略协作，相互借助在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是必然的选择。

（三）前几年，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又把矛头对准俄罗斯。现在，美国是用两个拳头同时对付中俄两个大国。这是美国力所不及、注定要失败的政策。美国今后如何调整它的外交战略，值得注意。当美国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时，中国战略压力增大，俄罗斯因此压力减轻，处境有利；相反，当美国等把主要矛头对准俄罗斯，俄罗斯战略压力增大，中国因此压力减轻，处境有利。但是，不管美国的对外战略如何调整，中俄各自的战略处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俄两国都必须坚守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坚定支持对方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所做的努力。当然，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中俄结成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但是，如果处境有利的一方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机会主义立场，那势必会损害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到头来也必然会伤害自己。

（四）中美矛盾和利益冲突只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中美已经形成深化和交融的利益格局。如果中美之间出现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苏间那样的恶斗，其结果必然也是两败俱伤，而且损失更加惨重。所以，中美应该避免历史上大国冲突的老路，坚定不移地走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路。在复杂多变的多极化时代，“进取性的均衡外交”应该是中国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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