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美国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18世纪下半叶“激进的”美国革命率先在世界上冲破了垂直关系的藩篱，开始了建设“第一个新国家”的历程。此后，欧洲人、日本人纷纷跨越大西洋、太平洋前往美国寻找开启各自未来的钥匙。在美国建国将近百年之后，清政府也派出了由“聪颖幼童”组成的公派留学生扬帆远航赴美求学，虽然幼童留美计划终因清政府改变主意而夭折，但天朝必须融入世界潮流的趋势已不可改变。

如今，美国依然是我们想象世界时的一个重要对象。美国的军事力量、经济指标、海外霸权、总统大选、校园枪击等等都是媒体讨论美国时的常见话题，但普通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道德、情感、心灵、习惯、态度、思想等内容，或者说美国的民情我们关心得不够。我们或通过文学、影视作品来了解海外社会，或通过翻译介绍西方学术著作，或解释二手经验材料来研究海外社会，但中国学术界及大众媒体对海外社会的表述缺少人类学的经验研究。

在北大求学期间，我幸运地加入了海外民族志研究团队，与若干同学共同开始了海外研究之旅，我的田野点恰好是美国。

民族志既是一种文本类型，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方法的民族志简单讲就是花上至少一年的时间生活在当地，在参与观察以及采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的基础上，获得对当地“地方性知识”的认识。2006年5月到2007年5月，我在加州中海岸的一个小城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最终以“推崇个人主义的社会如何可能”为线索，完成了关于城市的社会生活的民族志。

我既希望以这样的讨论来反思我们对于美国文化的本质主义想象，也希望以此回应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已开始关注的关于“个人”与“个人主义”的话题。当然，一年的田野调查远远不够认识复杂而多元的美国社会，我在民族志里写的内容仅是“部分的真实”而已。

“不陌生”的美国

抵美的头几天我住在洛杉矶。洛杉矶是美国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据说也是海外移民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加州也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州，早期华人到美国基本上都以旧金山为根据地。抵美当天，我落脚的旅店名叫Ambassador Inn，中文名是国宾大酒店，其实规模与设施都名不副实。旅店位于Alhambra市，属于洛杉矶县所辖市之一，很多华人聚集于此，街道两旁的商店都有中文名字，我甚至还看到了“沸腾渔乡”的招牌，让我想起北京的一家同名餐馆。

早期的人类学者常常着迷于殖民地的异国情调，但最初在洛杉矶短暂的逗留带给我的却是陌生当中掺杂了些许“熟悉”的难以言说的感觉。这不仅是因为洛杉矶多样的族群以及随处可见的亚裔面孔。在踏上新大陆的土地之前，好莱坞以及国内影视作品对美国社会的“再现”也已或多或少地成为了我想象美国的素材。

上高中时，有一段时间《北京人在纽约》占据了很多中国家庭的电视屏幕，剧中讲述的华人新移民在美国奋斗的故事，为当时的国人呈现了一个交织着期待、彷徨与痛苦的美国淘金梦，片中冰冷的资本主义竟然可以抹杀亲情的残酷现实让人不寒而栗。后来，我和身边不少同学又迷上了美剧《六人行》，看着电视大笑一番之后我也忍不住嘀咕，哦，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轻松随意而不需有所背负。田野调查开始前不久，我追看了美剧《24小时》，该片讲述了一位白人探员一次又一次地击碎恐怖主义者惊天阴谋的故事。这是与我们如此不一样，但又是可以如此轻松观看和想象的美国啊！

后来，为了引起人们聊天的兴趣，我总爱拿影视作品中的内容去问美国人，你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啊？答案总是否定的，还总伴随着人们对好莱坞的不以为然。是啊，影视作品未必“再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时甚至还是意识形态对垒的战场，冷战时期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气氛的中国影片塑造了虚张声势、滑稽怪异的美军形象，好莱坞也拍摄了数十部将美国大众恐惧“黄祸”的心理推向极致的《傅满洲》系列影片。若要用影视作品来想象“他者”真是南辕北辙了，幸好，还有田野调查来修正、丰富我对美国的认识。

复杂的个人主义

悠然城是我在民族志里给我的田野点取的名字。在我导师的朋友Katetaru先生的帮助下，我在悠然城找到了免费住所，房东Mote女士的慷慨极大地帮我解决了研究资金有限的问题。

悠然城是个人口不到5万，以白人中产阶层为主的小城，城里有市政府、图书馆、博物馆、商业区、州立大学、开放空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公民社团及40来所规模不一、教派各异的基督教会。正如梁启超先生曾在其《新大陆游记》中所说的，“但观察文明复杂之社会，最难得其要领”，这个区区几万人口的小城毕竟也是复杂的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几乎每天都有各种事情发生。一会儿有基督教会的户外布道，一会儿有环保组织的筹款午餐，一会儿有反战组织的游行，一会儿有爱国人士的聚会……颇让人眼花缭乱。当我独自一人背着书包走在行人稀少的马路边，看着眼前一辆辆奔驰而过的汽车和身后开阔安静的开放空间时，不禁觉得人与人之间距离颇远，要想对美国人的生活进行参与观察着实不易。

最终我决定选择社区生活中比较重要，也具有开放性的公共生活来作为进入社区的途径。我想，在这个志愿参与高度发达的社会，做志愿者应该是介入的一个好办法。碰巧，我认识了一位在一个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午餐、名为“大家的食堂”的非营利组织的朋友，就跟着她去帮忙，于是得到机会在社区层面近距离地参与观察。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以及区域蔓延等情况的出现，这逐渐成为当代美国社会关注的一个复杂问题。受强调“自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不少美国人认为多数无家可归者是因为个人原因才沦落至此，相应地，对无家可归者的污名化以及“不要出现在我家后院”、“不值得帮助”的态度在美国并不少见。但与此同时，不论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福利支持，还是社会自下而上的公益努力，都发起了以无家可归者为对象的救助项目。在“大家的食堂”，志愿者精心为无家可归者准备午餐、把食堂收拾得整洁有序、把剩余食物打包带回家，无家可归者与志愿者表情自然地打招呼等细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国社会对待无家可归者隐约可见的“他者化”与“不羞辱”的帮助让我看到，这个社会既弥漫着嘲讽与偏见，又努力维系着个人的体面与尊严。正是对无家可归现象的观察，提醒了我民族志研究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尽可能地呈现“个人”价值观的丰富与复杂。

徘徊在参与和观察之间

自1620年载着清教徒的“五月花号”到达新大陆那天起，美国就已奠定了浓厚的基督教氛围，基督教信仰渗透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果不是置身其中，还真难以体会到在这样一个后工业时代，基督教信仰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会像呼吸一样重要。有人以信仰来填满内心的空洞，有人以信仰来参与公共生活。与普通信仰者的接触让我意识到，在如今的美国社会，基督教蕴含了既能培育又能限制个人主义的心理机制。理解普通美国人的信仰成为了我理解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步骤。

或许是由于信仰必须自主决定，悠然城的基督徒朋友从不会直接向我传教，但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会以各种委婉方式提及。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到城外的苹果山谷散步，不经意间就聊到了信仰。她一连串的发问曾让我哑口无言。

“你平时做什么？”“做调查，访谈、收集资料。”“回中国之后做什么？”“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一本民族志。”“然后呢？”“写完就答辩然后就毕业。”“然后呢？”“继续人类学研究。”“然后呢？”“……”

我竟一时回答不上。我明白她想要告诉我的是，无论俗世生活如何，没有信仰的人生始终是空洞的。我相信，她确认为她所信为真，她的委婉劝说终究是一种好意。她认为她所信为真，但出于对个人意愿的尊重或其他原因而从不试图劝说我，那么，我在轻松的同时难道就不会感到她与我之间的距离吗？

和内心喜乐、乐于助人的虔诚基督徒接触久了，我渐渐觉得自己在向他们的信仰靠近。然而作为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移情并不容易。基督教曾在中美相遇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如今，普通美国人也有可能因参与基督教海外宣教及公益慈善事业而接触中国。房东的儿子David曾作为志愿者参加某基督教非营利组织的公益项目，到过青海农村帮助当地人建设清洁用水设施。我在做田野时，恰逢教会为该组织举办筹款的活动。这是一个成立于上个世纪70年代，致力于为人们提供安全用水以及卫生设施，同时进行宣教活动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那天，讲解者播放了传教士以及基督徒志愿者们在亚洲、非洲等地教当地人如何获得以及使用洁净水的幻灯片，图片内容多是泥屋、污水、孩童以及新建的水泵、志愿者教导当地人洗手的场景等。我很为传教士及志愿者们对生命的尊重、对信仰的虔诚以及不远万里到陌生的地方帮助他人的精神所感动，但人类学者的“职业病”又让我在心底质疑，觉得他们的叙述既没有意识到“卫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没有意识到这些讲解有可能会令观众在几幅图片或几个符号的基础上去想象异域社会，甚至就此塑造了与“自我”截然不同的“他者” 。这样一想，心中又会略微生出些距离感来。

自从人类学告别摇椅时代，并要求研究者在完全具体的状态中理解当地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来，参与观察就成了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参与要求研究者身心投入或同情之理解，观察要求的则是保持距离或超然冷静。其实，身心投入与保持距离体现的既是参与观察之间的某种张力，又是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民族志工作者的内心状态，参与观察之后还要返回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与反思。

绕道他者，理解自我

在悠然城生活的那一年里，我与耄耋之年的房东Mote女士结成了忘年交。2008年10月，正是北京一年当中少有的秋高气爽的时节，Mote女士在David的陪同下来北京看我，顺便旅游。

David曾经有位同事兼好友是台湾人，从那儿听了不少关于大陆的故事，青海的公益之行时间很短，他始终有意犹未尽之感，因此他对于这一次的北京之行特别期待，行前翻阅了不少美国人写的介绍中国的书籍。那几天，我们游览了长城、故宫、颐和园，去爬了泰山、参观了《闯关东》的拍摄地济南章丘朱家峪。离京前两天，我们去David向往已久的悦宾饭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吃饭。悦宾饭馆不好找，藏在曲里拐弯的小胡同里，门脸不大，口味一般。然而，这却是这么多天来David兴致最高的一次用餐。对于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David来说，吸引他的不是口味，而是“第一家个体饭馆”背后的象征意义：中国个人朝着市场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我对David的兴趣点有些不以为然。但再一想，David希望在中国发现美国的身影，我们去往美国时心中想的不也是中国社会吗？

美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无疑需要数代知识分子去探求答案。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内人类学者投身美国研究。尽管大家关注的主题各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