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驱动

全要素生产率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

现代经济学中，全要素生产率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之外，其他所有因素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一般以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为代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对主要工业化国家长期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其早期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贡献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在初级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增加。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深化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仅占36%和11%。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上升到70%和50%以上。

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积累是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源泉。在成熟阶段，在足够的资本积累实现之后，技术进步才会发生显著的作用。其中的内在逻辑在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多为物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其增长必然是外延型的，此时资本积累是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源泉。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只有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技术进步才会发生显著的作用，此时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更多依靠内涵增长的趋势。

这说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以全要素生产率考察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早期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较低，此时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是最重要的增长源泉。因此，大规模资本投入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比高有其发展阶段的合理性。

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迫切性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认是投资型的，投资在驱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长期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挑战。

现代经济学中，刘易斯拐点是指在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从这个角度观察，随着中国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相对短缺，人口红利日渐消失，投资效率降低，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呈缓慢升高的趋势，投资回报率从90年代15.67%的高位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3%左右，突出表现在传统行业和传统领域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去产能化、去库存化的难度加大。这反映出投资吸引力的下降和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此前人口红利的作用就在于以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的时间。

另一方面，过度投资驱动导致国家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呈快速扩张之势。在负债端，全社会杠杆率（总债务/GDP）提高速度很快,政府负债率不断高企，特别是企业负债率逾100%，已超过经合组织国家90%的阈值。在资产端，可交易资产少，流动性风险凸显。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从东亚金融危机到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历次金融危机都表明，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过高，就容易在受到某些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继续依靠巨额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在缩小，转向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驱动经济增长的迫切性在上升，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可资借鉴。在经历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和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争论之后，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因此设下了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的目标，并采取了一系列完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措施。时至今日，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最终让质疑其经济增长模式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几个途径

积极促进技术进步。实现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自主研发和模仿引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并不相同。发达国家总体上不再具有与其他国家显著的技术差距，没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技术进步必须依靠自主研发。考虑到研发能力和机会成本等因素，新兴经济体则更多选择模仿引进，并通过技术的引进模仿实现快速增长。从国际会计记账准则来看，自主研发方式实现的技术进步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技术引进则由于通常伴随着机器设备的引进而被纳入资本投入要素的范畴。但从生产过程的角度看，投入到生产设备上的资本与体现在生产设备中的技术某种程度上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设备引进中蕴含着明显的技术进步因素。因此，这种模仿引进的技术进步也属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未来，模仿引进仍将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通过投资效应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时滞和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起正向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在起飞过程中会进行长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要在投资完成若干年后才能有效发挥其生产力。这种“时滞”所产生的实际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基础设施还会通过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影响产出效率,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正日益对国民经济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然而，中国基础设施总量不足、东西部区域不平衡的矛盾依旧很突出。这也说明，基础设施挖潜的过程也就是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

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的环境能够使缺乏效率的企业消亡，使有效率的企业生存和发展，资源的重新配置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进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果政府过多考虑地方税收、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愿意让受到行政保护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就会妨碍通过企业正常的进入和退出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害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在这一情况下，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必然欠佳。所以，政府要通过创造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努力消除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性障碍，让低效率的企业能够退出市场，让高效率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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