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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新浪潮下的世界与中国

2015-04-21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俞海

当前,全球绿色经济方兴未艾,已经成为世界环境与发展领域重要的趋势和潮流。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措施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意图促进经济转型,使国家经济竞争力在全球占据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梳理全球绿色经济兴起的原由,总结借鉴其在理论、政策和技术等领域的创新和改革,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和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绿色经济的兴起与进展

一般认为,“绿色经济”的表述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及其同事在1989年为英国政府撰写出版的“绿色经济蓝图”报告中提出。但是彼时,这一提法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爆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下简称“环境署”)发起了在全球开展“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倡议,“绿色经济”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经济绿色转型的浪潮。

环境署倡议的绿色经济,其意图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背景下,促使全球领导者以及经济、金融、贸易、环境和其他部门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减贫的贡献,并将这种意识体现到经济危机重建的经济政策中;同时,通过绿色投资等引导世界产业转型、推动国家经济的绿化、创造新的绿色工作机会,从而复苏和升级世界经济。其秉承的宗旨和理念是:经济的绿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

环境署之所以提出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倡议,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间,环境在经济决策中实际上受到的关注和考虑很少,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对环境的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环境署的研究认为,如果将全球1%到2%的GDP用于发展绿色经济,将产生重要的多重收益,不仅有助于缓解当时的经济危机,而且从长远看也能够帮助人类应对粮食短缺、自然资源匮乏、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等,其将会产生非常可观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

环境署提出的绿色经济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并不断发酵。2009年召开的第25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会议以及2010年召开的第11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特别会议均以“绿色经济”为主题,就在当时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如何应对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推动国家和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经济如何从概念到行动、从政策到执行、从引起国家关注到形成国际共识等进行了讨论。其时,各方对在全球多重危机下,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推动国家经济转型与复苏以及可持续发展存在普遍共识,表示支持发展绿色经济,认为发展绿色经济是一个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长期战略。

不仅如此,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当时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纷纷加大了绿色投资。欧盟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地区的“绿色经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保持欧盟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在其82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出,在未来两年将用1000亿美元,约合美国GDP的0.7%用于绿色经济恢复计划,在未来10年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使整个社会经济加快向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低碳经济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增长;韩国在其绿色新政计划中提出,在未来4年将投资约360亿美元用于一系列生态友好型项目;日本在其绿色经济方案中提出,要扩大绿色经济市场,创造100万个新的绿色就业机会。截至2009年底,全球3100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的约15%,相当于4450亿美元,被分配到了可以被粗略地划定为绿色的部门,如可再生能源、绿色公交和建筑、水资源管理等。

虽然绿色经济在全球得到广泛响应,但是随着讨论和实践的日渐深入,国际社会对绿色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首先是“绿色经济”的定义问题。环境署最初并未对绿色经济进行概念界定,但国际社会对其内涵和外延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为此,环境署给出了关于绿色经济的官方定义:“绿色经济是一种改善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性的经济”。这是一个比较笼统、宽泛甚至模糊的定义,并未止住人们的争论,也在具体政策操作上存在难度。从可操作的政策角度出发,有观点认为,绿色经济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形态,指的是以绿色产品和服务为主的经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手段,指的是针对关键的环境制约因素,通过调整总需求(即总投资、总消费和政府开支),创建并积累新一代资本。也有观点认为,绿色经济就是经济的绿色化和绿色的产业化。其次是对“绿色经济”可能带来消极影响的担忧。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发达国家会借助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来提高进口产品的环保要求,实施绿色贸易保护主义,同时也担心发达国家会以绿色经济为由在开发援助中附加环保方面的条件,压缩其发展空间。也有一些拉美的左翼国家和民间团体反对把自然当作一种资本,并认为绿色经济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新阶段。

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会议)历史性地将绿色经济真正纳入了全球政治议程,确立了绿色经济的地位。本次大会不仅将“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作为两大主题之一,而且会议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明确指出,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鼓励各国向绿色经济转型。

应该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绿色经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绿色转型的潮流提供了契机,因为危机中以及危机后的全球经济重建和复苏需要大量的投资,各国领导者和决策者也在寻求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重塑国家经济竞争力的良方,环境署绿色经济倡议的目标正好是识别和改进这些未来的投资,可以说,环境署倡议的绿色经济恰逢其时、恰逢其需。总的来看,绿色经济本身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却是环境署在当时全球能源、粮食和金融等多重危机背景下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具有时机的恰当性、倡议的政治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也就此应运而生、因势而起。

绿色经济对传统思维和实践的改革与创新

环境署倡议的绿色经济具有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思维和实践不同的特征。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开放性在于任何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纳入到绿色经济的范畴;它本身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断螺旋向上的变化过程,在经济规模不突破生态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范围的前提条件下,经济再生产各环节的“绿色化”程度没有绝对的、固定的和静止的指标数值和界限;它具有多维性,不仅是经济系统内部的优化和改善,而且是由多系统、多部门和多个行动者参与的多维的、非线性的复杂结构和系统,其结果也是多维的,包括经济增长、环境改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就业增加、贫困减少、制度政策改进、社会福利改善等。因此,绿色经济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思维和实践的改革与创新也是系统的、多元的、复杂的,主要体现在理念、理论、政策和技术等不同层面。

理念革新。环境署倡议的绿色经济在理念上的革新是其成为环境与发展领域新潮流的重要基础,这些革新的理念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和条件下适合和满足了各国发展的需求,从而为各国领导者和决策者广泛接受。

一是更加强调了环境和经济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以往的研究和国家实践中,环境与经济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特别是在经济体的初始和中间发展阶段,即经济增长会破坏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等。绿色经济并不否认现实中存在这种矛盾关系,但是其强调在合适的投资特别是绿色投资等政策驱动下,通过新的方式可以实现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协同或者“共赢”,可以帮助实现政府的基本经济目标,这为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者和决策者描绘了可实现的前景,从而提供了方向和信心支持。

二是从宏观层面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绿色经济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整体绿化,它的着眼点更侧重于从宏观经济部门如生产、消费、投资、贸易等环节入手,通过引导和调整经济、产业、消费、投资和贸易结构等,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也更偏重于运用绿色经济导向型的宏观政策,如公共投资、产业、财政、贸易、金融等宏观经济类政策。但是绿色经济也不排斥传统的微观政策,如市场、价格、补贴、环境管控等。这更利于决策者在宏观层面上把握经济绿色转型的方向和实现的程度。

三是利用投资驱动实现经济的绿化。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理念革新是倡导利用投资搭建起环境和经济之间的桥梁。通过减少对“褐色部门”的投资、增加对“绿色部门”的投资,改变投资方向和方式,可以促使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增殖,增加社会总福利。这为决策者提供了可操作的宏观政策工具和手段。

理论革新。环境署专家对绿色经济的理论革新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绿色经济在强弱可持续性理论基础上向前迈了一步,其理论框架有三个支柱,包括“地球边界”理论、扩大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以及宏观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理论。

一是绿色经济不能突破地球边界或者说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阈值。绿色经济出发点和落脚点——自然资本中那些对人类生活和生存具有关键意义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国际上所谓的“地球边界”(包括诸如碳制约、空气和水污染、水资源、废弃物等问题)。

二是绿色经济运用了扩大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提出了“创造新一代资本”的概念。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于清洁低碳的人造资本或简称清洁资本;关键的自然资本;受过良好教育,健康的,具有现代化绿色技能的人力资本;以及重要的但难以量化的社会资本。

三是绿色经济依据宏观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理论,提出了主要通过调整总需求(包括总投资、总消费和政府开支)结构来激励上述新一代资本的创建和积累。以此拓展了“地球边界”新的发展空间,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型的经济增长,兼顾社会的公平和包容。

政策革新。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涉及的领域很多,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等。这里主要强调宏观经济类的主要相关政策在引导绿色投资、从而推动绿色经济过程中的运用。

一是绿色投资政策。如前所述,绿色投资是推动绿色经济的核心手段。绿色投资政策就是要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促使公共和多种资本流向低碳、清洁、资源节约高效的经济部门,如制定国家绿色投资指南和产业目录、鼓励绿色投资的财政贴息和金融信贷担保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政策等。

二是绿色贸易政策。普遍认为,绿色贸易对于推动一国经济和产业转型,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在贸易领域的政策革新包括:制定实行以征收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为主导的绿色贸易政策;绿化海关进出口产品目录,进行产品环境分类管理;对生态标志产品实施出口退税差别税率政策;推行鼓励进口替代政策,促进节能减排;健全进口废物贸易政策,有效防范废物贸易环境风险;加强和鼓励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推动国内环保产业发展等。

三是绿色消费政策。绿色消费政策是通过消费和需求端的政策和行为调整,引导经济链条上生产和供给端的绿色化。绿色消费政策革新包括:在国家层面,建立绿色消费法律框架,为促进绿色消费提供法律保障;在政府层面,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在企业和消费者层面,构建生产商—供应商—物流商—销售商—消费者等全环节的绿色产品供应链和废物回收利用循环体系;对于企业,制定合理的绿色产品标准,促进绿色产品的生产和营销,推广绿色生态设计,制定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完善包装回收和垃圾处理产业化政策等;对于消费者,完善垃圾污水处理费征收政策和抵押金返还政策,提高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等。

四是绿色财政政策。财政是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石。绿色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体现之一就是国家财政收支及相关政策的绿色化。绿色财政政策革新主要体现在: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扣除其中的资源消耗、生态退化、环境污染成本等,反映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国民财富的真实水平;扩大绿色财政公共支出和投资,通过财政直接投入、财政补贴、设立专项基金、发放风险补偿金、给予贷款贴息等支持和鼓励绿色产业部门发展及技术改造,引导和激励社会资本进行绿色投资;增加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投资,用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加快生态补偿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在生态补偿中的作用等。

五是绿色税收政策。绿色税收对于调整生产者、消费者、贸易商的经济行为,内在化环境外部成本,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杠杆作用。绿色税收政策革新包括:现行税制整体的“生态化”改造,如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消费税、出口退税等税收制度和政策不断朝着有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和完善;推动环境税费改革,适时开征环境税和碳税等,促进节能减排;改革资源税,加大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扩大消费税范围,遏制“两高一资”产品消费以及奢侈浪费型消费等。

六是绿色金融政策。绿色金融的作用是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支持。绿色金融政策革新主要包括:建立基于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的绿色信贷体系、企业绿色信用评估和征信体系等;建立企业投保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建立多部门沟通合作机制和污染事故理赔机制,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发行银行或企业绿色债券,扩大绿色融资渠道;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机制,将企业环境绩效作为上市融资的前置条件;建立排污权交易和碳交易市场,探索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等。

七是绿色产业政策。绿色产业是绿色经济的支撑与核心。要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在宏观层面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绿色化的调整,而在微观层面,则需要推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由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的转移。绿色产业政策革新主要体现在: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淘汰和关停落后产能;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调整产业结构,运用价格和补贴等手段促进资源节约、调整能源结构,引导新兴产业发展等。

八是绿色行业政策。行业的绿色化程度是绿色经济的重要特征和结果之一。这里主要选择建筑、交通和能源行业作为代表讨论相关政策革新。在建筑行业,制定和推广绿色建筑标准,要求新开发的城市新区、新建建筑等必须全部满足绿色建筑技术标准。通过制定绿色建筑财税激励政策,扶持鼓励建设绿色生态小城镇;在交通行业,政府投资优先发展以公共交通为主的绿色交通和出行系统。通过经济手段如收取交通拥堵费、差异化停车费等调节控制私人汽车的保有和使用,以达到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降低交通污染排放的目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提高汽车燃油标准和排放标准;在能源行业,通过财政公共投入和补贴等政策,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水电、生物能、核能、地热能和海洋资源等新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逐步降低一次性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通过提高能源价格,调节能源消费行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

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可以为经济和生活等带来难以想象的改变。绿色科技创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世界主要国家都将绿色科技创新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竞相争夺科技创新人才,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和主动权。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在碳捕获、清洁煤、智能电网、低碳汽车、智慧城市等领域不断研发创新绿色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绿色经济的发展。

绿色经济的发展需求也进一步激励了绿色科技创新的供给。一是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包括研发绿色产品、绿色生产工艺、绿色新材料、废物循环利用技术等。二是环境治理技术创新。包括灰霾、光化学烟雾、有毒有害气体、有机物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治理技术。三是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包括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技术、清洁煤技术、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页岩气开发技术等。四是信息技术创新。如物联网?移动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多媒体技术等。

未来世界科技仍将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学科交叉和技术融合不断加快,创新要素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加速,新型节能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绿色科技正孕育着新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世界进入绿色、清洁、低碳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方向与道路

从绿色经济的内涵和目标角度来审视中国发展的当前状况和未来,可以确信,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需要发展绿色经济,并且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国际以及实践基础。

首先,发展绿色经济是中国转变自身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和繁荣。中国经济总量年均增长约10%,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提高到目前的6800美元左右。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当前主要的发展模式和状况也面临着不可持续的现实危机。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阶段,而且经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和重化工业比例偏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要素已经无法再继续承载和负荷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

 

其次,发展绿色经济是中国强烈的政治意愿和战略方向。实际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并没有关于绿色经济的直接提法,更多的是关于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政策。但是中国政府和决策者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意识到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制约和不可持续性。因此,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部署,这都与绿色经济的内涵和目标是一致的。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近几年提出的这些新思维和新战略,就是重构发展模式,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体现了中国政府发展绿色经济的强烈政治意愿和战略方向。

再次,发展绿色经济是中国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治关系的客观需要。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世界产业分工和产品链的低端,中国不仅向贸易伙伴输出实物,而且为这些贸易对象提供了巨大的价值补贴和资源环境补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和消耗急剧增加,使得中国对全球的资源和环境影响在短短几年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中国自身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耦合程度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市场配置自然资源而引发的国际资源环境问题被广为诟病。正是以上这些问题,使得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国际社会压力,特别是政治、道义和国际形象上的压力,中国环境资源威胁论此起彼伏,中国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需要改变粗放的经济和贸易增长模式,发展绿色经济,改善中国在国际经济、环境和政治关系方面的形象和地位。

最后,发展绿色经济在中国具备一定的社会实践基础。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也采取了很多具体行动,如节能减排等。应该说,这些行动和实践等都蕴含着绿色经济的基本内容,二者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正是因为这些蕴含绿色经济的行动和实践等对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矫正和修补,才使得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突破资源环境的极限,并能够在自然禀赋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基础上承载如此大的人口负荷和物质需求。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轨迹和经验以及中国的实际状况看,中国发展绿色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需要从根源性问题入手,系统思考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和方向。

一是在意识层面,进一步深化中央和地方决策者对绿色经济的认识。要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这需要不断提高政府、企业和公众对绿色经济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在当前体制框架下,中央政府决策者发展绿色经济的政治意愿和决心尤为重要,需要从中央层次改革政绩考核体系,改变以经济总量和速度指标为中心的考核方法,从对GDP的简单考核,转变为对促进经济增长、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绿色就业等综合指标的考核,促进地方和各部门朝着有利于发展绿色经济的方向制定政策和行动计划。

二是在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国家的经济、贸易和产业结构。要努力推动经济发展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促进国家和地方向绿色经济转型。要调整依赖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使其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的经济结构,改变“世界加工厂”的低级状态,努力占据世界产业分工和全球产品链的高端;促进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在地区间产业梯度转移中避免污染产业简单的空间转移;改造和“绿化”传统制造业,包括钢铁、化工、冶炼、造纸、纺织等传统的污染和能耗密集型企业,推动这些产业的技术和工艺升级,逐步合理地降低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在经济和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促进节能减排;培育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和新装备等低污染低能耗的新型产业,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在战略和规划方面,将绿色经济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以及执行中,要融入绿色经济的理念、措施和行动,真正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加快制订绿色经济发展规划,并将绿色经济理念融入到各部门、各领域的发展规划,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全面“绿色化”。同时积极推动各产业部门的绿色投资规划的制定。

四是在技术方面,加快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应当对绿色科技创新与研发应用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加强绿色科技研发应用试点示范,进一步加快环境友好型技术包括传统产业的改造技术、新兴产业技术以及环保产业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首先要建立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完善我国绿色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和服务机构建设,制定完善的科技创新服务机构、服务标准和行为规范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关键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先进煤电、核电等重大装备制造核心技术,主要耗能行业的节能关键技术等研究,使重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要加大先进技术推广力度。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的衔接,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

五是在消费方面,倡导绿色消费,引导绿色投资。要促进绿色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在原材料采购以及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保管和运输等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方面坚持绿色标准,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同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绿色消费,如在国家层面,建立法律框架,为制订绿色消费发展政策提供法律保障基础,进一步完善政府绿色采购相关政策,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加强绿色消费的政策宣传等;在企业层面,推广绿色生态设计、制定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完善包装回收和垃圾处理产业化政策等;在消费者层面,提高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

六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强化环境管理,助推经济绿色转型。从绿色经济的内涵和使命目标看,环境保护既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助推器。首先要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在源头调整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其次是完善环境准入,从上游和末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第三是加强环境监察执法,严格环境污染的末端治理。第四是推动环境产品认证,引导绿色消费。第五是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引导传统企业“绿化”,培育新兴和环保产业。第六是提高环境信息公开程度,引导公众参与到绿色经济发展中。第七是加强环境科技和政策创新与应用能力,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

(责任编辑:陈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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