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中国公关部部长：我们需要倾听与观察

2013年10月17日的北京已步入深秋，笔直而宽敞的马路边，一排排杨树挺拔坚毅，阳光明朗而温暖地抚摸着轻轻摇曳的树叶，散发着金子一般的光芒，这一切像极了决心走出财务困境的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下中国”）的风貌。这家由工业史上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创立的企业，树立着“企业是社会公器”的理念，虽然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了亏损状况，却异常清醒地梳理和了解着中国地区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期待，不仅发布了中国区的第一份本土的社会责任报告，也逐步构建起本土的社会责任推进机制。

“‘买电器，到松下’的时代早已过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太快，即使是在进入门槛高、我们一直非常引以为傲的航空电子领域，都不断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是松下中国公共关系部部长徐缨首次接受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内容的媒体专访，她直言不讳地介绍了中国松下的可持续发展进展与困惑。在她看来，中国松下需要做的是，打开自己的每一个毛孔，迅速发现、顺应中国社会的需求，以更加系统化的社会责任建设提升作为“社会公器”的松下中国之于中国的价值，而这一切不仅肇始于中国，也将造福中国。

CSR本土报告提升管理和透明度

《WTO经济导刊》：今年松下中国发布了首份本土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替代以前的环境创意报告其背景是什么？

徐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角度来说，很多机构对企业的认知是需要这样一份报告来了解的。假如只是一份全球报告的汉化，或者单一的环境报告，那么整个中国地区的资料是残缺不全的。其次是在内部的动力。单一的报告不能够显示全貌，一些企业看到我们出的报告，会指出，我们做的工作也非常出色，为什么没有写进来。而且我们的中国区总代表大泽英俊认为，既然是在中国开展业务，我们对中国的事情必须全面梳理清楚，也必须先盘一盘家底。

我们发现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意义，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是相对分散而独立的，一些边缘的东西，大家是没有关注的。正是报告的编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薄弱的问题，并且能够不断推进。所以做了这份报告之后，我们将持续地每年都会做。

《WTO经济导刊》：您的意思是报告编制对中国松下的管理有促进？

徐缨：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对标社会责任指标的时候，“是否使用童工”的一条，我们与人事部核实，人事部表示，我们根本就不允许使用童工，但是我们有关机构交流中，我们对这个指标的考虑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没有披露供应链的童工问题。然而，人事部、采购部对此都没有关注，认为不属于部门职责范围。所以我们在今年就提出课题了，商议确定此方面到底是由谁来负责。

中国CSR工作的体系化是当前的重点

《WTO经济导刊》：谈到管理工作，目前松下中国建立了怎样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为何由公共关系部总体负责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徐缨：我们这几年才开始进行梳理松下中国的社会责任管理。既有的工作都按照职能部门来做，比如包括休假福利、男女用工比例等与人权、劳工相关的由人事部门负责，供应链管理则由环境推进部和采购统括部门共同来推进，内部则包括比如说禁止有争议性矿产使用，达成欧洲的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即RoHS标准）指标，还有减少废弃物排放等等。公共关系部正是负责社会责任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日常管理，当然也包括一些交叉性的、与业务内部不是直接相关的社会贡献项目。原来我们的社会贡献是很分散的，针对教育是人才培训中心，针对儿童其实是环境部门，公共关系部门更多是跟政府相关的交流，但是慢慢发现特别不好协调，于是合并到我们部门。除此之外，在既定工作之外的可能需要推进的但是没有具体部门负责做，我们正在研究更好的方式。

《WTO经济导刊》：您的名片上印上了CB推进工作室室长这样的职位，这是什么样的工作？

徐缨：CB指的是成本控制（cost control）。这是我们公司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的活动，我们发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一个大企业病，即在差旅、日常办公中不注意节能资源、开支。我们认为这些节省的东西最终的利润最终是反馈给消费者的，因为所有我们这些费用都要折算到产品里，然后销售出去。于是我们从这种小发明、小创造开始改善，发起“人人都是经营者”的理念与实践。

《WTO经济导刊》：事实上，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责任或者可持续发展实践，对吗？

徐缨：是的，从某种层面上，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WTO经济导刊》：除此之外，您具体负责着哪些社会责任项目？

徐缨：不与业务直接相关的、狭义的社会贡献基本上全部在我们部门，比如与环境教育相关的项目，与基金会相关的项目以及灾难性事故的应对等等。

《WTO经济导刊》：这些项目中有松下的志愿者吗？

徐缨：有。比如，包括能源的问题、生物多样性等等大部分环保教育课程是由员工来参与的。我们通过员工参与，通过他们自身的做法感受着这些。我非常开心的是，我的部门就有好几个非常优秀的职工教师。

《WTO经济导刊》：志愿者活动是如何组织的？

徐缨：这是我们今年正在商讨开展的一项工作——将志愿者活动更加系统规范化。

作为松下的历史传统，我们非常尊重各个业务部门的独立性。我们在开展社会贡献活动的时候比较尊重当地的做法，最终我们部门会统计这些数据，但是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和示范效应有限。某种程度上，我们以往的项目规划性较弱，并且有些自发性。因此，由中国区总代表大泽英俊牵头开始做一个名为志愿者服务计划的制度。希望让我们的工作更有体系化、有系统、有计划。从前期的策划到执行、到传播，最大化发挥我们的价值，并且让我们的员工自己更有有信心、有自信。

《WTO经济导刊》：从营业、经营企划、公共关系到您现在的社会责任工作，对比之下，您现在工作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徐缨：之前的每一个工作都对现在的工作有所帮助，最开始做的营业包括策划、数据统计分析、营业方针制定、财务毛利率控制债权回收等，让我对运营有很多理解，后来给总经理做经营企划更多的是思考企业未来如何发展，后来做公共关系，到现在的社会贡献工作，可能现在的工作对沟通协作能力要求特别强，仅仅在企业内部，每个人都有自己具体的工作，社会责任工作必须是说要跟这些工作切进去，跟他们每一个人的日常工作都要发生小小的交集，然后在小小的交集过程中，他们能够接受我的一些协作或者我能理解他们的工作，那么就能够帮工作朝着对方希望我也希望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个挑战比较大。

CSR项目：从全球引进到本土开发

《WTO经济导刊》：松下报告中披露，松下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教育体系的支持，为什么教育会成为松下最重要的CSR方向？

徐缨：我们还有一个理念就是“造物之前先育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能力在哪里都是有价值的。A部门不合适就B部门，我们在招聘中就会关注到每个人的能力特色，然后不断培养，让他们与公司共同成长一起得到发展，得到员工个人自己人生价值的追求目标，这是我们公司比较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也是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责任理念首先想到的是对人负责，支持教育。当然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完善的体系，最早我们关注大学生和研究生，在1995年的时候，松下在中国建立了松下育英基金，培养优秀大学生，还有奖学金制度。但是我们渐渐发现研究生有很多社会支持，而中小学生是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对象。

《WTO经济导刊》：具体而言，这样的项目是从全球引进的吗？

徐缨：松下原来想法是，在国际上、在日本有什么好的例子就用在中国。但是现在我们想法逐步有变化。我们看到，中国的问题比较严重的还是教育差距，如何能够帮助解决缩小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差距更为紧迫。于是我们在今年开展长青义教项目，这是完全本土化的项目。

《WTO经济导刊》：您是如何发现、甄选这个项目的？松下在项目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徐缨：我们首先考量现在符合我们松下的、符合中国需要的项目是什么样的。根据这样的标准，我们找到国务院的扶贫办，发现贫困地区的教育比较落后。正好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开展的一个教育项目很有特色：就是在一个贫困地区建一个驿站，发动贫困地区周边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退休老师到农村培训农村的老师，因为农村地区老师的水平差得比较远。这样一来，孩子们的学习眼界、思维模式更好了，进步更快。于是我们尝试加入进来，并且我们也希望将我们的环保教育加入进去，以往我们的环保教育都是在城市的发达地区，现在正在尝试向贫困地区与打工子弟学校推广。

《WTO经济导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项目是比较有本土化特色的？

徐缨：有很多。比如我们在2009年召开环境论坛期间，环境推进部与利益相关方交流中被问道“如果我们要作对中国有贡献的活动，你们有什么建议？”很多企业就有愿望希望有环境专业人才培训。后来通过与国资委等机构建立合作，他们推荐学员，有的是协会，有的是企业，有的是政府机构，由我们派出专业的讲师讲课，分享我们的理念和经验，这些讲师都是我们的员工。这是中国独有的项目。

《WTO经济导刊》：会不会尝试将这种方式推向供应链企业中？

徐缨：这是由环境推进部主导的项目，在他们的计划中，这个项目开展得可能差不多了。他们正在研究更好的方式。不过，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企业内部的案例。唐山松下有一家以生产焊接机为主的企业，他们建立了焊接机培训学校，接受所有想做焊接机这项业务的个人或者机构，并且提供技术、讲座，甚至帮助建厂，现在已经援建到印度去了。这个企业领头人的思考是“我们就是要把这张饼做大，就是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里，环境好了，市场大了，发展机会更大”。目前市场上80%的焊接机工厂或者说企业都接受过这个项目的帮助。

责任编辑：曹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