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维信全球CRO：每天都在做有价值的事

9月的第一周，一个由诺维信中国区可持续发展部门发起的项目被列入了诺维信全球总部可持续发展事务的议程：中国的城镇化研究。中国“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要趋势——城镇化，将成为中国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并推动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由此带来的巨量的能源需求和清洁水资源需求等都将给诺维信以及诺维信所擅长的生物技术的未来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一发现让这家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可持续发展部门的领导人很兴奋。“我们的工作正是发现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研究相应的生物技术解决方案，评估与分析其对于诺维信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可持续性价值，并推动这种技术的发展。”在连接起丹麦与中国的电话中，诺维信全球可持续发展总监Claus Stig Pedersen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搭建桥梁 促进共赢

《WTO经济导刊》：在9月12日发布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中，诺维信再次获得“生物技术”板块第一名，这是诺维信第12次入选该指数。在连续多年入选该指数的背后，诺维信建立了怎样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机制？

Claus Stig Pedersen：诺维信是一个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到日常业务中的公司。我们将可持续发展工作与公司的业务重点、员工薪酬、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方面直接联系起来。比如说，每年诺维信都会确定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关键绩效目标（KPI）。我们认为，只有像考核财务绩效指标一样考核经理层管理人员的社会、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时，才能够将可持续发展完全真正融入业务之中。因此在诺维信所有的管理层考核中，年度奖金额将取决于他们的可持续发展KPI的完成情况。

不过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Sustainability Board）。该委员会由分管不同业务的副总裁组成，如研发、财务、销售与市场、战略与并购等。委员会直接向公司执行董事会报告，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设定目标。此外，诺维信也设置有可持续发展部门，在开发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支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比如，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会关注到各种生物技术的发展前景，各种技术衍生的未来产品，我们会在产品开发前评估它的可持续性，包括环境和社会影响、商业上的可操作性以及市场前景。我们对行销全球的每一个产品都开展生命周期评估。

《WTO经济导刊》：这样说来，诺维信的全球可持续发展部门应该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团队。

Claus Stig Pedersen：在我们的团队确实有很多在环境、气候、企业社会责任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专业人士，不过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更多的时候也需要和研发、供应链管理等部门的同事一起开展。

《WTO经济导刊》：您个人就拥有可持续发展领域专业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职业经验，这是从事这个领域的人所必须的吗？

Claus Stig Pedersen：拥有可持续发展专业教育背景当然是从事可持续发展工作的一个优势。但更重要的是让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士都参与到与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和对话中来。他们能够将好的创意带进商业模式之中。因为没有人能够了解全局。我们需要了解对于本地社区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来说什么是对的，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经验将有助于获得这种有价值的信息。

《WTO经济导刊》：诺维信可持续发展部门通常会参与到很多合作伙伴的工作中，比如说诺维信中国可持续发展部门会参与到其客户溢达集团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沟通中。对诺维信来说，这种工作有怎样的价值？

Claus Stig Pedersen：不仅是在中国，在美国，在印度，我们跟最大的零售、化工、食品等领域的企业都有紧密的合作，这种合作深入到技术研发、业务发展等很多方面。我本人就在诺维信全球最大的客户之一宝洁公司的顾问委员会任职，也是沃尔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理事会成员。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从事的生物技术产业拥有非常长的产业链条、并且涉及到多个产业领域，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仅仅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与供应商合作，能够让我们产生更多、更新的创意；与零售商合作，零售商与消费者直接沟通，我们能够评估技术，改善、提升我们的技术和产品；与客户直接合作，我们能够找到更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WTO经济导刊》：除此之外，诺维信还需要与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系吗？

Claus Stig Pedersen：当然需要。我们通过各种形式跟行业组织、社会责任组织、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等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我们需要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帮助我们了解外界，并凭借我们的专业知识帮助解决潜在的问题，从而创造更多的机会。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为例，它是我们多年来的合作伙伴。我们讨论很多不同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也有关于社会共同面临的压力。我们了解了这些信息，从而我们能够开发出适当的技术与解决方案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他们帮助我们理解外部社会对于生物技术的看法，从而我们也能够规划进一步的沟通和更积极的参与方式。

《WTO经济导刊》：可持续发展工作更像是在诺维信与利益相关方之间构架一座桥梁？

Claus Stig Pedersen：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WTO经济导刊》：对您来说，像这样架构桥梁的工作，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Claus Stig Pedersen：简言之是“利成于益”。我跟很多人一样都希望能够做些有影响力的、对世界有价值的事情，一开始我认为应该通过政治，但是后来我发现商业活动也可以，这正是我每天都在做的。在中国的市场活动过程中，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与政策制定者对话，他们也愿意了解我们的技术，帮助他们实现美丽中国梦想。我了解到我们的很多中国员工为我们的公司感到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对中国有意义的事情。

综合报告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WTO经济导刊》：诺维信是最早发布综合报告的企业之一，您认为相比单一的财务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综合报告的优势在哪里？

Claus Stig Pedersen：你能够从这个名字中了解到它的价值。当你只有一个单一的报告时，你所传达的可持续发展内容不能够与业务的方向、理念结合起来，这种驱动力是不明确的。而在综合报告中，可持续发展就是业务的一部分，并且能够与业务优势结合起来创造价值。我们不能够从单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得到足够的信息。对我们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WTO经济导刊》：这份报告中，您与您的部门担当着怎样的角色？

Claus Stig Pedersen：这份报告是由财务部、沟通部门和可持续发展部门共同完成的。在报告编制前期，我会与其他两个部门负责人就报告主题、内容等进行沟通。

《WTO经济导刊》：这份报告对企业和利益相关方有什么价值？诺维信的客户会看到这份报告吗？

Claus Stig Pedersen：报告对于诺维信的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内部，能够在既定时间段里优化我们内部工作流程，提供指导之便。这份报告对于投资者以及希望来诺维信工作的人也非常重要。他们会通过报告了解我们的公司。但是客户很少看，他们更加关心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并从我们的合作伙伴中了解到有价值的信息。

实现本土化须将可持续发展工作落地

《WTO经济导刊》：您能以中国为例谈一谈可持续发展工作在诺维信本土化发展中的作用吗？

Claus Stig Pedersen：在中国，我们是幸运的，我们跟中国的合作者学习到了很多中国化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我们会坚持最基本的诺维信原则，也会考虑中国的本土化需求。首先，我们在全球坚持统一的社会责任价值和标准，不允许腐败等行为的出现。为此，我们对每个经理都有要求，假如出现不能够达成要求的现象，那么部分人可能就会失去诺维信的聘用。而在引进先进的技术时，我们都往往会考虑中国的文化、生产条件和需求。举例来说，欧洲的啤酒酿造多用麦芽，我们针对这种需求研发的酶制剂产品在欧洲卖得很好，而中国的酒文化不一样，传统上更多用玉米、大米生产，因此我们将产品进行优化，跟燕京啤酒等品牌合作，探讨更好的方法帮助提升产品品质与产量。

《WTO经济导刊》：您认为在这个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Claus Stig Pedersen：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选择可持续发展细分领域。确定哪个领域是对社会和中国是最有价值的，是我们一直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选择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