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宇明：用G4把故事讲好

4月，GRI七位海外办公室负责人将赴荷兰阿姆斯特丹总部。期间，惠宇明要向总部“述职”以及与全球同行交流的议题有很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4.0（G4）中文版就是其中之一。就在2月，G4中文版正式公布，英文版（全球版）发布则已近一年。

“报告机构要给哪些人讲故事，打算讲什么故事？”谈及G4应用的挑战时，GRI大中华区办公室总监惠宇明说。转换成可持续发展报告语言就是，机构怎样根据G4界定利益相关方，之后向其披露哪些信息，又如何获取、处理这些信息？

在G4及此前的GRI指南版本里，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把握G4的新变化和特点、真正价值则完全可以帮助机构“把故事讲好”。“对于报告机构，G4的直观价值就是作为基于科学方法学的自检工具”，惠宇明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G4可以用来帮助报告机构检测责任绩效，从而作为管理变革的决策依据，同时也是责任信息披露的方法学和报告工具，还是国际通用的对话语言。

按GRI要求，全球用户仍有近两年的过渡期直至完全应用G4。针对国内广泛关注的G4变化及应用前景，惠宇明在专访中做了解答。他还透露说，近期GRI全球技术总监将来华讲解G4应用技术，大中华区办公室也在筹划面向国内企业等各方的GRI交流平台。

是中文版，不是中国版

《WTO经济导刊》：G4中文版近期已经发布，中文版与全球版是否有所区别？G4制定过程中如何纳入本土利益相关方的诉求？

惠宇明：2013年5月，GRI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报告大会，会上G4英文版正式发布，随后，GRI启动了多个语言版本的翻译工作。2014年1月16日，G4中文版在北京发布。

从翻译到几轮校对，中文版对于全球版本的忠实度以及一些约定俗成的用法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还是要强调一点：中译版主要是方便国内读者阅读，帮助理解和使用，GRI的官方声明表示翻译文本供参考，以英文版为准。

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是中文版，不是中国版。

但在G4编制过程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征求中国本土利益相关方意见。2011年、2012年，GRI总部和各国办公室在全球范围内多次就G4草案征求建议。2012年9月，GRI大中华区召开了五场意见征询会，北京两场、上海、深圳、香港各一场，100多位专家在会上或线上提供了意见。所有这些意见纳入GRI数据库，由总部技术团队分析、消化，最后报告理事会讨论通过。

G4的四项明确变化

《WTO经济导刊》：经过两年的全球意见征集，相较于G3.1或者G3，G4版本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是哪些方面？

惠宇明：首先，关注实质性议题这一要求更明确，也就是要求报告机构更准确地界定它的实质性议题及其边界。

第二，兼容性更强。报告结构的调整使G4更具有灵活性，能够与国际通行的其它准则相结合，比如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OECD《跨国公司行为准则》、以及《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并直接在G4指南中做了内容上的关联，标明了G4中体现这些原则和要求的内容。这不仅仅是方便的问题，也涉及到报告机构运用不同指南进行报告的准确性。

第三，特别强调供应链披露。G4关于供应链的描述和规定更加明确，指向性更强。所以，大型跨国公司使用G4进行报告，需要增加对其供应链上的披露；对于在这些大型跨国公司供应链上的国内中小企业，也需要做出反应，这些反应包括按照品牌的要求提供信息或者发布报告。

《WTO经济导刊》：实质性议题、兼容性和供应链之外，G4还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惠宇明：另一项比较直观的变化，也是报告机构关注的，就是G4不再进行应用等级审核（Application Level Check，ALC）。

ALC本是为了体现报告使用GRI指南的全面程度，即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GRI指南。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机构产生了误解，以为GRI在给它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打分和评级，这不是GRI提供ALC的本意。作为标准制定机构，GRI不对报告或报告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绩效做出评判。

G4取而代之的是“实质性审核”，用于评判一般标准披露项G4-17至G4-27是否在内容索引与最终报告文本中被正确呈现，即报告机构是否按照指南要求进行了实质性议题界定。

报告机构在应用G4时会发现，指南提供了核心方案或全面方案这两种选择。核心方案包含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基本内容，说明其沟通经济、环境、社会及治理绩效的背景。全面方案在核心方案基础上，增加对战略和分析、治理、商业伦理与诚信的标准披露。

选择何种方案与报告的质量或机构的绩效无关，反映的仅是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符合本指南的程度。任何机构，无论规模、行业、地点，都可以采取两种方案的一种，主动权在报告机构自身，GRI并不做任何建议。理论上来说，这关键取决于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G4的直观价值与核心价值

《WTO经济导刊》：G4首次将机构治理界定为报告执行议题，强调和要求企业提供管理方法的描述？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惠宇明：企业不能为报告而报告，而是要把G4作为提升管理水平和对话的工具，也就是以报告促管理。强调机构治理和治理方法描述，就是要求企业对自身管理方法做自检。

可以说，G4对于企业的直观价值就是作为基于科学方法学的自检工具。

基于科学的检测结果，才能够做出科学的变革决策。对此，GRI一直援引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名言“What can’t be measured can’t be managed”（编注：不能把控就无从变革）。企业应该正确地领会而且巧妙地利用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G4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报告过程以及报告过程所实现的企业自身行为的优化变革，促成可持续的全球市场。

包容性与可操作性得到了平衡

《WTO经济导刊》：GRI首席执行官Ernst Ligteringen此前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G4完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增强包容性，这是不是指您提到的兼容性？这个问题G4中是否得到了解决？

惠宇明：包容性不仅仅指兼容性，更多是怎样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关切都纳入到指南，同时又保证指南不过于复杂。具体到G4意见征集和编制过程，既要包容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和诉求，又要充分考虑G4作为报告工具的可操作性。

这是个相互博弈的过程：一方面，GRI专家团队就所有征询的意见做了全面整理、消化；另一方面，作为国际性指南框架，G4的语言表述经过全球众多专家的反复斟酌。从指南结构设计看，也允许企业自主选择全面报告或核心报告，呈现方式留有余地。在不断出台的G4相关指导文件和报告工具的补充下，Ernst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WTO经济导刊》：这可能也涉及到G4报告的呈现方式？

惠宇明：目前，应用GRI指南的报告仍然以图表和文字说明为主，财务报告、非财务报告常常由两个团队来做。关于报告呈现方法，除了传统报告的呈现方法（印刷出来的文字、图标表述），G4提供了数字化报告的方式。

数字报告就是在XBRL（注：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一种基于XML的标记语言，可方便快捷地用于财务分析等领域）平台上，将G4报告以XBRL的形式呈现出来，使投资和分析者能够更方便地获取和比较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也能给利益相关方提供更高质量和连贯的信息。

用XBRL进行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为投资人提供了很多阅读和评估的便利，应该很受他们的欢迎。GRI已经在2013年底推出了数字报告指南，相信能够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呈现方式。从这一点看，G4在坚持原有基本原则的同时，又释放了足够灵活的空间。

应用挑战在于怎样讲好故事

《WTO经济导刊》：就您的了解，目前国内企业对于G4及其应用有什么样的反馈意见，应用G4的意愿是怎样的？

惠宇明：就GRI的了解，目前已有报告发布经验的国内报告机构高度关注G4。就GRI所收到的反馈来看，这些机构认为G4较之G3和G3.1版本有明显改进：G4不仅突出了实质性原则，也丰富了有关实质性的方法论描述；新的结构和设计使得G4在使用上更为方便；G4新增的议题反映了可持续发展领域最新的需求。

G4鼓励报告机构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实质性议题上，做出聚焦性强和沟通效果强的报告，因此它们表示需要调整报告撰写和管理系统来满足这个新的原则。而在应用意愿方面，由于G4代表了国际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趋势，很多机构都对使用G4表示了强烈的兴趣。

《WTO经济导刊》：但目前多数企业还是在应用G3或G3.1指南，您认为G4及其中文版的应用前景和挑战是怎样的？有什么建议？

惠宇明：GRI一方面鼓励报告机构开始应用G4，尤其是鼓励首次使用GRI指南的报告机构直接使用G4。这样做不会给机构增加难度，只会让报告工作更加富有效率。另一方面，对于目前尚不能直接应用G4的报告机构，到2015年底前，仍然有两个报告周期的缓冲，以便由G3.1向G4过渡。

我个人对于挑战的看法是，首先在于如何准确地界定利益相关方。其次，利益相关方确定后，披露什么信息？机构内部又如何获取、处理这些信息和数据？至于信息和数据的获取、处理，报告机构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流程，进入实际操作层面了。

其中，从全球范围来看尤其是国内，负面信息的披露在报告中很少见。因此，披露信息的可信性是一大挑战，也就是怎么去披露负面信息？G4只要求报告绩效，实话实说，并没有设定负面信息的具体指标。

我的建议是，报告机构要开始积极思考负面披露，应当认可不足，敢于自我揭短，并且在报告中告诉利益相关方自身的改进计划和目标。这是机构练内功、自我完善的一个杠杆，杠杆的支点就是勇气和自信。

(责任编辑：小黑)